社會智庫發展如何健康發展

『壹』 進地方智庫的發展應該如何推進

據報道，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庫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建設高質量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需要多領域創新促進地方智庫發展，智庫可以藉助大數據手段發現經濟發展變化過程中的新變數，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釋機制，為決策者提供新方案、新視角、新思路，智庫建設應統籌協調，加強對資料庫建設的整體部署，使各智庫共享數據資源，建立大數據的信息管理系統集成。

『貳』 關於國家智庫發展有哪些政策支持

當前，高水平、國際化的智庫既是國家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標志，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為實現這一目標，須不斷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

需求支持政策
隨著現代決策科學性、專業性、系統性的增強，迫切需要在制度上正式將智庫的「謀」作為決策體系必不可少的一環，形成政策咨詢的「需求市場」。為順應這一趨勢，亟需實現決策過程中「謀」與「斷」的分離。也就是說，決策過程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論證工作（即「謀」）交由具備相應資質的智庫來完成，政府的作用在於政策方案的選取（即「斷」）以及決策的執行。
目前，公共政策咨詢制度化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實現科學化決策的重要舉措，主要做法是由政府購買智庫的決策咨詢服務。借鑒國際經驗，應規范政府的決策程序，將智庫的決策咨詢作為決策的必要環節，政府專注於政策方案的選取以及決策的執行；理順政府與智庫之間的關系，政府作為決策咨詢服務的委託方，智庫作為受託方，兩者依據《政府采購法》建立基於合同的合作夥伴關系；建立健全智庫建言獻策的渠道，使之正規化、常規化、多元化和動態化，並對各類智庫一視同仁。

財政支持政策
智庫的研究經費來源對其思想傾向和決策咨詢服務質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許多國家非常重視為智庫提供財政支持。比如，美國政府設置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掌握著十幾億美元的資金專門用於資助各種智庫，英國政府是本國智庫三分之一業務的僱主。
目前，我國的大部分智庫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屬型智庫，其研究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的財政撥款。這種「供養」方式存在兩大弊端：一是智庫等、靠、要現象嚴重，積極性、進取心不足；二是滋生走關系、走後門等不正之風，「跑部錢進」現象在智庫領域也有所體現。對此，應改變經費資助方式，以「科技計劃」「項目支持」等競爭性方式取代簡單的政府「財政撥款」；通過項目招投標和申報等形式，取代通行的「內定」「任務式」的方式，使各類智庫都能平等地參與決策咨詢服務的提供；設立民間智庫發展專項基金，對有突出貢獻的民間智庫給予一定的資助，促進其成長為我國智庫領域的重要力量。

稅收支持政策
與一般的營利性企業相比，智庫的逐利傾向較弱而公益傾向較強，因此許多國家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在西方發達國家，智庫享有免徵企業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優惠政策，公司和個人對智庫的捐贈可從應繳納的稅額中扣除。比如：加拿大規定小企業憑咨詢專家的證明，可以到稅務局退現款；日本政府從稅制上對本國企業在國外承接咨詢業務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
目前，我國的稅收政策所涉及的主要是數量較少的民間智庫。根據注冊類型，我國的民間智庫可以分為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民間智庫和公司法人型民間智庫。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民間智庫免徵企業所得稅，其從事的公益性業務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然而，對公司法人型民間智庫並沒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為促進公司法人型民間智庫的發展，應對其承擔的財政性經費課題免徵企業所得稅，實現與其他類型智庫一視同仁；對其承擔的其他公益性研究課題，給予與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民間智庫相同的稅收優惠；對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公益性研究項目的捐贈給予適當的稅費減免。

信息支持政策
能否得到全面、准確的信息對於智庫的生存和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許多國家十分重視給予信息上的扶持。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通過駐外使館、貿易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取得有關國外咨詢業務或項目的相關情報，再通過國內有關部門傳遞給各個智庫。同時，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建立各種資料庫和聯機檢索系統，為智庫搜集、處理和提供信息。
與此相比，我國政府對智庫的信息支持仍然比較薄弱。目前，各級政府共享的主要是面向操作業務和管理的信息，而面向研究和決策的信息則相對缺乏。此外，我國在大型資料庫和聯機檢索系統的建設方面仍然比較滯後，智庫發展所需的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充分建立。對此，應不斷完善相應的信息支持政策：一是進一步擴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圍，更多地共享面向研究和決策的信息；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互聯網、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新興信息化技術，加快建立各種大型資料庫和聯機檢索系統，為智庫搭建數字化信息平台；三是合理配置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經費，破除政府信息的使用壁壘，使各類智庫都能平等地、充分地使用各種信息；四是探索建立各種智庫協會或者智庫聯盟，充分匯聚專家、學者、公民、企業、官員和媒體等多方智慧，實現信息互通、成果共享。

法律支持政策
為智庫發揮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扶持智庫發展的重要舉措。比如：在美國，咨詢是政府決策過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項目的論證、運作、績效評估等各個階段都必須要有不同的咨詢報告作為參考；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先後制定了《中小企業指導法》《中小企業診斷實施綱要》《企業合理化法》《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規，為智庫的發展提供法律支持。
與此相比，我國對智庫的法律支持仍然非常薄弱，甚至存在阻礙智庫發展的法律和法規。比如，按照目前的政策，民間智庫既難以注冊成民辦非企業單位（原因在於難以找到掛靠單位），也難以注冊成企業（原因在於無法享受稅收、財政、社會捐助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而難以生存）。對此，應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支持政策：一是進一步完善政府決策相關法律，把咨詢作為政府決策的法定環節，並貫穿於政府項目的論證、運作、績效評估等各個階段；二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法律，規范各市場主體尤其是企業的市場行為，促使企業將咨詢作為提升其運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三是加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組織法，進一步放寬民間智庫注冊成社會組織的條件，同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法律進行必要的修訂，使公司法人型民間智庫在提供公益性決策咨詢服務方面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

『叄』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我們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不能照搬美國或者其它國家的經驗。但智庫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幫助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現在「一窩蜂」地「舉國建智庫」，我們應該特別防範一些錯誤的認識和傾向。
首先，智庫不是決策者幕僚。智庫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庫研究人員放到決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難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時候。所以，應該多發展一些民間、半民間的智庫，官方的智庫也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特別是那些具體的政府部門。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世錦等，都獨立地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主張。
其次，智庫不是單純的意見領袖。國內有一批影響力巨大的意見領袖，多以批評政府為主，有的甚至恥於對策研究。意見領袖是現代社會重要的組成成分，但智庫工作強調建設性，可以批評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如何改進上。我們最近在華府發現幾家主流智庫一致質疑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負面立場，但他們批評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採取更為積極、合作的立場。
再次，智庫不是媒體。智庫影響決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參與公共政策辯論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詢。媒體曝光率對於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幫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體或公關，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里奇甚至認為影響力與媒體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的討論會幾乎都是閉門會議，不邀請媒體參加。但也正因為是閉門會議，官員們不但很願意參加，現場討論也都十分坦誠。
另外，智庫也不是學術機構。智庫工作要有學術性，保證政策研究的質量。但如果按照學術機構的標准來辦智庫，相信很難產生高質量的政策研究報告。美國高校里的智庫很少，中國也不多，可能是因為高校的激勵機制與智庫工作不匹配。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們從事智庫工作，其實是基於責任和愛好的義務勞動，現行學校的制度並不承認政策研究的工作。
最後，智庫不應該是游說團體。智庫需要資助，有游說需求的企業可以提供大量的資金，尤其在一些資助規模大、項目相對集中的領域，如電信、醫葯和國防等行業。但如果智庫演變成為游說組織，就違背了發展智庫的初衷。智庫研究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基準，而不能成為個別利益集團的工具。
關於智庫建設的六點建議
首先，政府要為「智庫市場」主動創造需求。現在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定期地召開專家座談會，探討當前形勢與對策，已經成為政府與智庫溝通的重要機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各重要決策部門都應該建立一些常規性的機制，選擇性地接收智庫的研究報告，直接聽取智庫專家的意見。這些機制對於民間智庫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採取一些財政措施增加智庫的資金供應。在稅收上可以提供一些優惠鼓勵公眾和機構向智庫捐款、提供資助。當然，財政也可以增加預算直接支持智庫的發展，包括提供資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庫的機構建設，或者設定一些定向資助項目，集中研究當前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
再次，智庫也要進行機構改革。官方機構和社會科學院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一些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義嚴重，應該予以大力精簡，同時要杜絕政府部門辦智庫，防止部門利益操控智庫的政策主張。高校辦智庫需要解決經費和編制問題，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的要求、產出不一樣。既然要辦智庫，就應該在人員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級標准方面做出相應的安排。對於民間智庫則應該大力降低准入門檻。
另外，智庫行業需要建立高標準的行為規范。不過政府最好不要指定專門的智庫主管部門，維持秩序的責任可以由媒體、市場與司法來共同承擔。智庫工作要盡可能地保證獨立性，智庫應該公開全部資金來源。如果一個智庫違反獨立性的立場，甚至淪落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機構，它的市場聲譽就可能受到影響，政策主張就會失去可信度，籌資也會遇到困難，嚴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門介入調查。
除此之外，優秀智庫領導者的遴選至關重要。智庫領導者不同於政府部門負責人，也不同於學術帶頭人，而應該是智庫企業家。這個領導者必須同時具備組織管理、籌款和與政府溝通的能力。我國高校系統大多按學術水平選拔院校領導，重點高校還形成了院士才能當校長的潛規則，其實對高校發展十分不利。智庫建設中一定要盡量避免這個問題。
最後，不要鼓勵智庫排名，政府也不要試圖設立統一的智庫考核指標。智庫的評估應該留給董事會、出資人和決策者來做，智庫應該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過度重視智庫排名或者考核指標，只會鼓勵智庫做一些跟政策研究無關的事情，比如增加媒體曝光度或主動要求領導批示等。另外，國內有些智庫自己發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顯存在利益沖突。智庫的工作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政策研究上。

『肆』 國外頂級智庫是怎樣煉成的

國外頂級智庫是怎樣煉成的
編者按：
2016年12月8日，察哈爾圓桌（第46期）暨《智庫是怎樣煉成的：國外智庫國際化案例研究》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此次圓桌主題為「外國智庫國際化經驗及啟示」。
進入全球化時代後，國際化逐步成為當代智庫發展的重要特徵和方向。目前世界發達國家的智庫發展已呈現明顯的國際化特徵，國際影響力十分巨大。要研究中國智庫的發展之道，離不開國外智庫的國際化案例分析。
《智庫是怎樣煉成的：國外智庫國際化案例研究》的發表，迎來了業界關注。該作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柯銀斌、研究員呂曉莉主編，內容起底了全球十大智庫的發展之道，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搬來一座「他山之石」。
作為中國非官方的外交與國際關系智庫，察哈爾學會致力於建成一個國際化的新型智庫。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博士曾指出，察哈爾學會的國際化需要借鑒研究國外智庫的國際化經驗，於是身為學會研究團隊成員的本書的兩位作者便專門針對國外的外交與國際關系領域十大智庫進行了全面研究，最終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察哈爾學會從該書中摘取精彩章節以饗讀者，今天呈現給大家的是其中有關阿斯彭學會的發展特點及其對中國智庫的啟示的片段。

編者註：阿斯彭學會（The Aspen Institute）原名「阿斯彭人文學會」（Aspe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Studies），創始人是芝加哥的美籍德裔商人沃爾特·佩普克（Walter Paepcke），其前身是佩普克於1949年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鎮舉辦的一個紀念德國大文豪歌德200周年誕辰的活動。翌年，佩普克創辦了阿斯彭人文學會。
阿斯彭學會並不局限於傳播和研究德國文化，同時更致力於研究人類的價值觀以及基於人類的愛和創造力所進行的一些爭論，擴展到更為廣泛的人文研究領域。按照學會創始人的說法，學會「對現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共性問題，希望各界領導人廣泛地提供一個能在安靜的環境中，進行思索和互相討論的場所，以交流意見，探索未來文明為目的」。如今，阿斯彭學會已成為美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學術思想機構之一。
關於美國智庫，我們關注最多的是布魯金斯學會，並將其作為美國智庫的代表性機構。實際上，美國智庫也是多元性的，例如本案例所介紹的阿斯彭學會，其發展就頗有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中國社會智庫而言，阿斯彭學會的學習借鑒意義也許大於布魯金斯學會。

核心人物：企業家佔主導地位
1950年成立的阿斯彭學會至今已有近65年的歷史，其三位核心人物均是企業家或大型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創始人、第一任理事長沃爾特·佩普克是工業企業家，創辦了美國集裝箱運輸協會；1969年任理事長的約瑟夫·斯萊托曾在司湯達特石油公司從事經濟學研究，在福特集團任國際部長；現任理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是沃爾特·艾薩克森曾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編者註：Cable News Network，簡寫為CNN）主席。
企業家作為智庫的核心人物至少有兩項獨有的作用：一是利用本人在企業界的地位和人脈資源為智庫發展籌集資金，二是把企業戰略與管理的思維和方法運用到智庫運作過程中。前者為智庫成長提供「血液」，後者為智庫發展提供組織管理理念和方法。這兩個方面都是智庫發展所必需的成功關鍵因素。
中國目前的社會智庫中，由企業家或大型企業高管者創辦的智庫極少。中國民營企業家已開始履行社會責任，已有不少的民營企業家（如新華都集團陳發樹、福耀集團曹德旺）成立了基金會，專門開展慈善救助工作。但目前還未出現民營企業家專門成立基金會捐助社會智庫的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國社會智庫發展時間短，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力，未引起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關注；二是少數民營企業家關注並了解社會智庫，但認為資助社會智庫就是參與政治活動。
中國社會智庫的未來發展，需要民營企業家的支持。社會智庫自身應更加努力，不斷提升社會影響力，向企業界展示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引起民營企業家的關注和理解。政府一方面要向企業界介紹與說明社會智庫的功能和價值，另一方面應制定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民營企業捐助社會智庫。
機構性質：從思想學術研究機構到全球著名綜合性智庫
阿斯彭學會成立之初，名稱為阿斯彭研究所，研究領域為人文主義，包括幾個基本議題，如人類自由和平等，真善美以及建築、音樂、法律、宗教中的人文因素等。1969年，約瑟夫·斯萊托上任後，制定了一個五年計劃，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從單一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學術研究轉向為多樣化的政策研究，把阿斯彭學會轉變為多樣化的政策研究和交流機構。今天，阿斯彭學會從思想學術研究機構成功轉型為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頗具特色的綜合性智庫。
近兩年來，中國出現了智庫熱潮，同時也產生了對智庫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依筆者看來，我們可以從智力服務業這個大概念出發，一層一層地分析，揭示出智庫的本質特徵。
智力服務機構是指以提供思想、智力等知識產品為主要任務的組織，依其盈利性質可分為：（1）盈利性智力服務，如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等；（2）非盈利性智力服務，即不以盈利為目的、盈餘不能進行分配的智力服務機構。
非盈利智力服務可分為「內腦」和「外腦」，「內腦」是指某個組織內部設立的、專門為該組織服務的研究機構，一般不向其他組織提供智力服務；「外腦」是法律上獨立的研究機構，向社會提供智力服務。
外腦又可分為學術研究機構和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前者主要從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學理知識積累與創新為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學術界傳播；後者主要從事政策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提供可選擇的公共政策方案為主要目的，研究成果不僅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而且還要向學術界、社會各界傳播。
所以，智庫就是非盈利性質的、具有「外腦」功能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它要與學術研究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1）學術研究成果是智庫可選用的「食財」；（2）部分人員既是學術研究者，又是智庫專家。它還要與「內腦」保持交流與溝通，智庫提供的政策方案往往要經過「內腦」的篩選才能進入決策者視野，「內腦」往往會委託自己信得過的智庫從事特定政策方案研究。
由此觀之，黨政軍人大政協及其各部門的研究室只是「內腦」，大多數高校研究院所（中心）是學術研究機構，其中少數研究院所具有智庫功能，只有為數不多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智庫。中國智庫的未來發展，需要「內腦」的支持和學術研究機構的合作。
內容發展：以人文主義為基礎，向社會和國家層面拓展
阿斯彭學會成立初衷是開展「公共外交」（部分原因在於創始人的德裔身份），即向美國和美國人民介紹德國的哲學和文明在歐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樣占據了這樣的位置，同時更致力於研究人類的價值觀以及基於人類的愛和創造力所產生的一些爭論，從而擴展到更為廣泛的人文研究領域。
1969年之後，學會的研究領域仍然以人文主義為根基，逐漸延伸到社會公平與正義、人類和平等理念領域，以及人口和糧食、能源和環境、經濟、文化與宗教等實踐政策議題上。
進入新世紀，阿斯彭學會的人文研究更加彭勃，不僅深入到社區及家庭繁榮、人類健康與發展、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還在國家層面不斷突破，致力於實現世界和平，緩解國家沖突等。
由此可見，阿斯彭學會的內容發展遵循以下的邏輯：以人文主義研究為根基；在人文研究基礎上，同時向社會和國家兩個層面拓展，進而成為一個具有人文主義價值觀和人文科學方法論的涉及社會和國家公共政策的智庫。這是阿斯彭學會不同於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智庫的最大特色。
中國智庫發展歷史不長，在內容方面，官方智庫主要依官方計劃進行，社會智庫往往跟蹤時事熱點課題。這種狀況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未來是必須要加以改變的。
以某種價值觀和方法論為基礎發展智庫的思想內容產品，是智庫發展的最高層次。盡管阿斯彭學會僅是一個特例，但中國智庫尤其是社會智庫，應以此為努力的方向。尋找和形成適合自己的價值觀，創新方法論，是智庫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
傳播策略：精英人際網路與各類獎項為特色
出版物（尤其是專業期刊和研究報告）和主題活動（尤其是國際性的品牌活動）是智庫傳播的通用策略，這些策略和手段有助於形成和提升智庫的影響力（尤其是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阿斯彭學會也是這樣。
不僅如此，阿斯彭學會的傳播策略中，還有兩項特色，值得關注和研究：（1）精英人際網路，包括學會理事和終事理事，如蘇丹前駐美國大使班達爾·本·蘇丹王子、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獨立能源公司總經理詹姆斯·卡拉維、艾美電視廣播獎獲得者基思·貝里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前主席兼CEO威廉·唐納森、國際法庭庭長小和田恆等；全球精英網路，來自世界46個國家的16000餘名成員都加入了這個網路，如博思艾倫咨詢公司高級顧問保羅·安德森、花旗公司總裁布拉多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全球副總裁貝絲·布魯克、華特迪士尼公司前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艾斯納、高盛投資公司資深顧問布魯克斯、富士施樂株式會社首席顧問小林洋太郎等。（2）各類獎項，阿斯彭學會從初期設立阿斯彭人文獎，到1970年設立人道主義政治家獎、1984年設立公共服務獎，分別對應著學會的人文研究以及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的政策研究。阿斯彭學會還設立了各種獎學金和計劃，包括非洲領導計劃、Pahara-Aspen教育獎學金、英國獎學金計劃、中美洲領導力計劃、中國獎學金計劃、亨利皇冠獎學金計劃、印度領導倡議、自由獎學金計劃、中東領導倡議、奈及利亞領導力計劃—高級夥伴計劃等。
中國為數不多的智庫正在嘗試建立精英網路，這類網路存在以下特徵：一是名譽性大於實質性；二是以中國退休高級官員為主，很少包括商界精英；三是以國內精英為主，很少建立全球精英網路。
中國智庫目前很少設立各類獎項，或者有設立但影響力不大。
依筆者之見，這兩項傳播策略是中國智庫應該高度重視的，有條件和能力的智庫應嘗試建立全球性精英網路，匯集全球精英的智慧，為智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資源。還可與影響力大的媒體合作，設立針對性強、范圍較窄的獎項，通過獎勵社會精英人士來引導輿論議程和走向。
國際化路徑：在外國設立分支機構為主
1974年，也就是阿斯彭學會成立23年後，阿斯彭學會在德國柏林設立了第一家分支機構。至今，阿斯彭學會在美國之外建立了8家分支機構：法國（1983年）、義大利（1984年）、日本（1998年）、印度（2004年）、羅馬尼亞（2006年）、西班牙（2010年）和捷克（2012年）。這在全球智庫中是領先的。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化是智庫發展的戰略必選項，尤其是從事國際和全球問題研究的智庫。借鑒企業國際化的經驗，智庫國際化通常遵循以下路徑：向外國傳播智庫思想產品——與外國智庫共同主辦主題活動——與外國智庫合作開展項目研究，最後才是在外國設立智庫分支機構。
阿斯彭學會在成立23年之後才設立第一家外國分支機構，而且是在創始人的第一祖國設立。雖然案例資料並未表明，這期間，阿斯彭學會已經在德國開展交流與合作，但是，估計這類合作是存在的。
中國智庫應把國際化列入戰略日程，尤其是從事國際和全球問題研究的智庫。中國智庫在全球范圍內是後來者，後來者居上的基本邏輯是學習、合作和創新。從學習開始，學習先行者的成功經驗，發揮後來者的優勢；通過與外國智庫合作，共同設置議程，開展交流與研究，共同對外發布研究成果；在學習與合作基礎上，中國智庫必須在戰略、組織和管理方面有所創新，才有可能後來者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