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出自哪裡

A.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誰提出的

首先是馬克思提出的，以後被我國政治經濟學家及政治家反復使用。

B.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出自哪裡 哪個出版社 什麼時間 多少頁

出自馬克思原理。

經濟基礎是指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在階級社會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賴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現，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C.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誰提出的

馬克思於1867年出版了《資本論》，提出了資本論的核心理論----剩餘價值學說。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也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

《資本論》是一部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光輝巨著，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網路全書。列寧指出：「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築藉以樹立起來的基礎，所以他特別注意研究這個經濟制度。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的。」 馬克思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使這門科學革命化。」 《資本論》的版本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每出一版，都寫了序或跋，這些序言和跋文構成《資本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們成為我們學習《資本論》的入門向導。有關《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一共有七篇，其中前四篇是馬克思自己寫的，後三篇是恩格斯寫的。在這七篇的序言和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在這幾篇序言和跋文里，講到了有關《資本論》的許多重要問題。例如，關於《資本論》的寫作和出版過程，關於《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目的，關於《資本論》的方法和結構，關於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以及學習《資本論》時需要注意的問題，等等。
一、《資本論》是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
馬克思在大學本來是學法律專業的，但主要精力卻用在哲學和歷史的研究上。1842―1843年，馬克思在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遇到要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意見的難事。當時普魯士萊茵省議會通過了「林木盜竊法」，公然侵犯貧民階級的權力。不久，馬克思又遇到摩塞爾河流域釀造葡萄酒的農民的經濟狀況問題。這些物質利益的沖突，是促使馬克思去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動因之一。
於是，從1843年起，馬克思開始系統地收集資料研究政治經濟學，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資本論》的創作和完成時期。1857―1958年，馬克思寫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是他創作《資本論》的最初嘗試，通常稱它為《資本論》第一稿。在這個手稿的基礎上，馬克思打算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書名分冊出版一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巨著，這就是現在所說的「六冊計劃」，包括《資本》、《地產》、《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第一分冊的書稿於1859年出版，但這個第一分冊只包括兩章，即《商品》和《貨幣或簡單流通》。這是「六冊計劃」中第一冊《資本》第一篇《資本一般》中的緒論性的兩章。在1861－1863年期間，馬克思接著寫《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二分冊，結果寫成了一個篇幅龐大的書稿，共包括23個筆記本。它開頭的總題目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副標題是《第三章資本一般》，通常稱之為《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實際上是《資本論》的第二稿。在寫作這個手稿的過程中，馬克思決定以《資本論》為標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副標題，分四冊出版他的經濟學著作。從1863年8月開始，馬克思撰寫了《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這是《資本論》的第三稿，其內容分為三部分，即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冊《資本主義的生產總過程》。
從1866年初開始，到1867年3月，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修訂和謄寫工作，同年9月在德國漢堡出版。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這部著作是我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 按原計劃，《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並不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內容。但是為了「聯貫和完整」，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的內容，也扼要地收入《資本論》中，其中關於價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換過程等問題，還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但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並不因此而失去獨立的科學價值。例如，關於貴金屬等問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已經作了詳細論述，而在《資本論》中就只是簡單地提到。所以，在學習《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時，不妨把《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對照著來閱讀。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馬克思繼續進行修改和再版工作，並幫助出版《資本論》第一卷俄文譯文，校訂法文本。同時，還積極收集材料，改寫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他的心臟停止跳動時，在他面前書桌上還放著正在修改的《資本論》原稿。
《資本論》是馬克思獻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學文獻。它在世界各國廣泛流傳，成為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強大思想武器。
二、《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什麼？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對於馬克思這句話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在我國經濟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為生產關系，有的把它理解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有的把它理解為勞動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為用什麼工具進行生產，等等。究其原因，「生產方式」一詞是一個多義詞，馬克思在不同的場合使用它時，就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只能以全書的中心內容和主題為根據，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釋。
《資本論》就是論資本，而資本是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沒有剩餘價值就不存在資本，而沒有資本也就不能帶來剩餘價值。所以，我們說資本范疇是《資本論》的中心內容，也可以說，它的中心內容是剩餘價值。縱觀《資本論》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第四卷是剩餘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可見，《資本論》是研究資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以及剩餘價值的實現和分配問題。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資本主義方式」，是指以資本主義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這屬於廣義的生產關系，它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各方面的關系。而「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則是指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狹義的生產關系，它從屬於廣義的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把政治經濟學看成是研究財富的科學，馬克思第一次確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這是和資產階級經濟學根本對立的。
《資本論》是以英國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馬克思說：「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這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和比較成熟的國家。但是，《資本論》所揭示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並不只限於英國，對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適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說明這個問題。馬克思特別提出，對德國來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當時，德國的資本主義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貴族還占統治地位，在經濟上還存在農奴制。因此，在德國，不僅存在著「現代的災難」，即資本主義剝削，而且還存在「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不僅受「活人」即資本主義剝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剝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義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盡管德國和英國相比有這樣的差異，但《資本論》所揭示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都必然發揮作用，「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和英國相比，德國等歐洲大陸雖然還比較落後，但英國的變革過程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到歐洲大陸。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不可避免。但是，這種革命是用暴動的形式還是用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組織程度和力量壯大等情況來決定。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生產力和生關系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從來不存在沒有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也不存在沒有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所以研究生產關系必須聯系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技術、自然科學等問題的深湛見解，但它是把生產力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者和推動力來研究的。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中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且還從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中來研究生產關系。列寧在談到《資本論》時，曾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比做「骨骼」，而把適合於這種生產關系的上層建築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須聯繫上層建築來研究生產關系，但其實質，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
《資本論》以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其最終目的是要「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揭示出這些規律，也就同時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是一種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發展規律，「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認識和運用經濟規律，卻能減輕革命過程中的痛苦。
三、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馬克思分析了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在階級社會中生產關系就是階級關系，因此政治經濟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不同時期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情況，是和當時階級斗爭的形勢密不可分的。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後才產生的。15世紀末，隨著早期資本主義商品流通的發展，出現了重商主義學派。從17世紀中葉開始，又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始於威廉?配第，發展於亞當?斯密，至大衛?李嘉圖而登峰造極。在法國，始於布阿吉爾貝爾，中間有魁奈、杜爾哥，最後有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尚未充分發展的時期，因此它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產關系的本質中去，揭露資本主義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學的因素。例如，古典學派的最後代表李嘉圖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利益的對立在分配領域中的表現，「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有一個共同的錯誤，這就是，不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歷史現象，而是看作永恆不變的社會，把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看作適用於一切社會的規律。這是由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所以，古典學派發展到李嘉圖時，「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1820年到1830年，「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斗爭的時期。」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年）發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評，引起了李嘉圖學派及其反對者之間的論戰。有的人把它普及開來，有的人利用它來反對重商主義等舊學派，有的人把它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有的人在捍衛李嘉圖學說的過程中把它庸俗化了。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當時這一論戰還帶有「公正無私的性質。」這是因為當時的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的斗爭還是主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還沒有成為主要矛盾。然而，這場論戰與18世紀下半葉魁奈死後、重農學派和反對者之間的爭論相比，已經遜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嶺。馬克思指出：「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採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鍾。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庸俗經濟學局限於描述資本主義社會的表現現象，抹煞資本主義的矛盾，為資本主義辯護。隨著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國工人運動的高漲，在英國出現了庸俗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他的特點是折衷主義，妄圖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在分配領域實行某些改良，調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當時庸俗經濟學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國的巴師夏，他代表熱衷於自由貿易的法國工商業資本家的觀點，企圖把資本主義描述成一個和諧的社會。
但是，在德國，「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分析，它以發達的資本主義關系為前提。在德國，長期的封建割據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政治經濟學「缺乏生存的基礎。」所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只能抄襲英國、法國的作品，作為教條加以搬弄。1848年以後，資本主義在德國迅速發展，但這時又不允許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資產階級視野內），因為英、法資產階級早已奪得政權，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資產階級已經感到了無產階級斗爭的威脅。因此，「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
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立真正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為「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和社會發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夠公正無私地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受階級偏見的束縛，客觀地認識客觀經濟規律。具體地說，這個任務是由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來完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在政治經濟學中完成了偉大的革命，創立了無產階級的、唯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並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
四、《資本論》的方法論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馬克思說明了《資本論》的方法論。
總的來說，《資本論》的方法就是唯物主義辯證法。但要真正掌握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馬克思說：「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例如，有人說馬克思是「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有人說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說他的研究方法是「現實主義」的，而敘述方法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等等。對於人們的種種議論，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別詳細引證了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考夫曼對《資本論》方法的評論。這段評論包括以下幾個要點：一、馬克思特別注意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二、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觀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三、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四、馬克思特別強調研究每個社會特有的經濟規律；五、馬克思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等等。對於考夫曼的上述評論，馬克思滿意地認為，他所描述的「正是辯證方法」。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中來，是馬克思的首創。「就本來意義上說，辯證法就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 馬克思就是運用矛盾分析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揭露資本主義矛盾，揭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根本對立。
《資本論》的方法，不僅是辯證的，而且是唯物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已經「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表現在，他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看作「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在研究經濟運動規律時，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事實出發。針對有人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混為一談的錯誤，馬克思指出：「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在黑格爾那裡，物質和精神的關系被顛倒了，因而他的辯證法是「倒立著的」，並且被「神秘化了。」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錯誤，吸收了他的辯證法中的科學成分，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唯物辯證法。這兩種辯證法對現實世界起著不同的作用。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這是因為黑格爾運用唯心主義辯證法，企圖論證普魯士君主立憲制度的合理性，起著維護統治階級的反動作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則「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這是「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產生的同時，又論證了它滅亡的必然性。
馬克思把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運用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創立了《資本論》的方法論體系。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
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運用抽象力。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這就是說，《資本論》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學使用的實驗方法是不相同的，因為《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關系，它既不能使用顯微鏡，也不能使用化學試劑，而只能運用抽象力。什麼是抽象呢？就政治經濟學來說，抽象就是從具體的、大量的經濟現象出發，經過思維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簡單的范疇。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馬克思這段話，對於如何進行研究工作，講得很清楚：（1）佔有材料；（2）進行分析；（3）探尋內在聯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由具體到抽象的方法。但這還不是抽象的全過程，在一定階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後，還要採取適當的形式，把研究的結果敘述出來。
什麼是適當的敘述形式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作了闡述。他在總結了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經驗教訓之後認為，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形式才是唯一正確的敘述形式。 這就是把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進行邏輯加工，並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觀規律敘述出來。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是以詳細佔有材料並進行大量研究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於研究的方法。
五、《資本論》的結構
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後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第一冊 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冊 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冊 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四冊 理論史。」 現在出版的《資本論》的分卷情況，和馬克思當時的設想不盡相同。《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馬克思繼續進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譯文校訂工作，並對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進行反復修改，但由於國際工人協會活動佔用馬克思大量的時間和他自己身體狀況的惡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時出版，他就逝世了。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繼承馬克思未竟的事業，把《資本論》「第二冊」、「第三冊」整理為第二卷和第三卷，並分別於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世時，曾打算整理出版《資本論》第四卷（理論史），可惜他未能實現這個願望，後來由考茨基整理出版。但是，考茨基把它作為一部與《資本論》平行的獨立著作，命名為《剩餘價值學說史》。總的來說，恩格斯對《資本論》的結構是沒有變動的，變動的只是分卷和名稱。
《資本論》以剩餘價值為中心貫穿全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整本書都是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
《資本論》第一卷是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這是暫時撇開流通過程和分配過程來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
《資本論》第二卷是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這是在資本生產過程的基礎上來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
《資本論》第三卷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研究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如商業資本、生息資本等）和剩餘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如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這是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分配過程的統一，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
《資本論》第四卷是系統地分析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說，中心是分析剩餘價值的學說史。
《資本論》中心突出，結構嚴密，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科學體系。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

D.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明確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出自哪裡

為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

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命題，這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理論的胚芽。這里的"市民社會"主要指現實的經濟生活。

隨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和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聖家族>中，市民社會概念進一步具體化了，已接近於"生產關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們合寫的標志歷史唯物主義創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成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明確指出。

(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出自哪裡擴展閱讀：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關要求規定：

1、原始氏族社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平等合作、共同消費的關系為基礎，社會秩序由氏族成員按歷來習俗進行調整，因而沒有專門的武裝集團和暴力機構這樣的政治上層建築。

2、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產生了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觀念上層建築。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在經濟上的利益，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相應地形成了以國家政權為核心的具有強制手段的政治上層建築。

3、每一社會形態的上層建築都是適應自己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的。上層建築一經產生便具有相對獨立性，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一定的歷史繼承性。

E.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話出自哪裡，有沒有道理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

有道理因為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及矛盾運動，體現了兩者之間的內在必然關系，這就是上層建築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

F.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出處

經濟關系決定政治的發展方向！政治又反過來控制經濟為自己的階級而服務！經濟關系也是決定社會制度的最關鍵因素！經濟的發展方向是這個社會制度的發展要求！

G.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出自《資本論》哪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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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築物的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樣的比喻，來表達一種思想，即社會的經濟結構（基礎）決定著國家和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存在及其形式。對這種思想的最早的表達方式之一，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分。那裡提到：「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頁）。然而，上層建築這個概念並不僅僅用以表示兩個依附的社會層次即國家和社會意識的。看來，這個術語至少有一次被用來表示一個階級的意識或世界觀：「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但在多數場合下，這個比喻還是用來解釋社會三個總的層次的關系，以說明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是受基礎決定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並不是獨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現，而是以社會的生產關系為基礎。因此，任何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都決定著與其作用相適應的國家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任何變化，都會導致國家和社會意識的轉變。

馬克思曾在一段話中對基礎的含義作了更為詳盡的表述，這段話也就成為他的比喻的經典式的表述方式：「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由此可見，經濟結構並不被看作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制度、生產結合或物質條件；它倒不如說是一種由人結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換句話說，也就是人與人之間階級關系的總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級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第891—8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的特徵要比上面的表述更為復雜。馬克思意識到，基礎的決定作用會被人曲解為經濟簡化論的一種形式。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要進一步闡明這種關系的歷史性和不平衡性，闡明它可以跟上層建築所起的影響作用並行不悖。就第一個方面來說，馬克思斷言：「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徵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剩餘價值理論》第1卷，第296頁）。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精神生產的特徵是由物質生產的歷史形式所決定的，但精神生產仍然被認為能夠對物質生產起「相互作用」。換句話說，觀念的上層建築並不被設想為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夠起某種影響作用的東西。

其次，馬克思認識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跟藝術生產和法律關系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羅馬私法同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系，或者希臘藝術同不發達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彿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113頁）。但問題不在於理解一定的藝術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發達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希臘藝術是以希臘神話為基礎的，而神話則是人們安撫還沒有很好地認識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些錯誤觀念「有一個否定性的經濟基礎」（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頁）。真正的問題是，希臘神話在更為發達的生產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為典範或模式。馬克思試圖用人類歷史童年時代的天生魅力來說明這一點，這顯然是不夠的，但至少表明他認識到，藝術和法律的形式由社會所決定這一點，並不一定能夠限制它們對於其他的時代同樣適用（參看藝術條目）。

第三，馬克思在回答那種認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決定作用只適用於資本主義，而不適用於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會的反對意見時，強調了上層建築的影響作用。馬克思重申了基礎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他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補充說：「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者在解釋這段引文時，區分了「決定」和「支配」的不同涵義。根據這種區分，經濟始終是最後的決定因素，但並不總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決定在一定時期內在上層建築的兩個層次之中何者居於支配的地位。這種區分究竟能否從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來，還是有爭議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礎的決定作用並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歸結為經濟現象，這個方面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

恩格斯也反對以簡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基礎和上層建築。他在強調經濟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終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這種決定作用仍然只能「發生在各該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范圍內」（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5頁）。他擺脫了機械的因果論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經濟這個層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層次即上層建築則被看作是它的結果。然而，經濟起「最終」決定作用的觀點則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種「辯證的」因果觀來取代上述概念，根據這種辯證的因果觀，最後的決定因素並不排除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築作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夠產生影響並對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2頁）。為了強調這一論點，恩格斯補充說：「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

恩格斯還進一步把具有實際影響的不同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表述為上層建築諸成分之間及其與基礎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這種簡釋曾被人批評為把黑格爾關於自然——觀念的關系這種概念轉換到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中來，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系。因為這樣一來，上層建築的作用就消失在「無窮無盡的一連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樣，恩格斯的闡釋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享有很高的權威。

雖然恩格斯竭力反對19世紀80年代摻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作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解釋，然而他並沒有能夠扭轉這種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論著所造成的趨勢。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實踐概念的缺乏以及貫穿在這些著作中的那種脫離社會活動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對於助長以簡化論的方法來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狀況還由於最初兩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些著作中，實踐的觀念得到最有力的表達）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確，由於缺乏一種起協調作用的實踐概念，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空間觀念便容易產生一些有爭議的解釋。

一方面，觀念的上層建築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現象，即僅僅是一種其真實性歸根到底只能在生產關系中發現的反映。於是，意識也就失去其特殊內容和意義，並且被歸結為經濟關系。列寧的某些論述就時而給人以這種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會的進化被看作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它只能集中到生產關繫上去理解。列寧宣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僅僅是通過生產關系來說明經濟結構的，並且也是這樣地來論述相應的上層建築的（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9頁）。對於上層建築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進行分析了。列寧後來再次肯定了這一思想，他說「一般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真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類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場合下，意識都不過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恰當的、十分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頁）。這些論述同列寧那些為人所熟知的、但絕非簡化論的關於政治組織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的精心論證形成了鮮明對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釋趨向於把上述空間觀念的諸「層次」加以區分，似乎這些層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並按先後次序出現的截然不同的「整體」和「領域」。例如，普列漢諾夫列舉了如下五種層次：（1）生產力的狀況；（2）由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3）在既定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決定於已有的經濟條件，部分地決定於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整個社會政治制度；（5）反映這種精神特徵的不同意識形態（見「參考書目」⑤，第70頁）。然而，這種空間與順序相結合的結構，卻未能表達這樣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即所有這些「層次」都來自人的實踐活動。這些不同的社會「層次」被看作是互不相關的現成「實體」，而對於社會總體是如何出現的問題卻不作解釋。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麼基礎起決定作用的觀點就難以解釋了。作為客觀事物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創造出作為另一種客觀事物的藝術或理論呢？

最後，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比喻不能表達一種確切的含義。這部分是由於人們同時要求它起兩種作用：既要描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特定的社會層次的發展，又要說明其中的一個層次如何決定其他的層次。執行第一個職能看來是恰當的；這就是說，它有助於描述制度上的差異的發展情況以及特定的實踐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知識的領域——的發展情況。這些特定的實踐領域是由特殊的機構所支配的。然而，它看來卻不那麼適合於用來解釋政治和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或者用以說明作為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的每一層次的產生，這是因為只要它還勢必成為一種靜止的觀念的時候，它就傾向於把一些動態領域——諸如階級斗爭或實踐——歸結為一種跟其他層次相脫離的層次。於是，上層建築由基礎所決定的觀點也就成為因果關系的外在模式。

參考書目

①斯圖亞特·霍爾：《對「基礎和上層建築」比喻的再思考》，載J.布盧姆菲爾德編《階級、領導權和政黨》一書，1977年英文版。

②佐爾格·拉林：《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77年英文版。

H.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語出哪本書哪一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1頁。

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命題，這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理論的胚芽。

在1845～1846年他們合寫的標志歷史唯物主義創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成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明確指出：市民社會"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

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作了精闢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

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恩格斯寫的<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特別是在他晚年的書信中，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8)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出自哪裡擴展閱讀：

為什麼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不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這個根本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較少論及，在歷史唯物主義教科中也很少有人專門論述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暴力論」三章中，則通過分析經濟對政治的「基礎性」地位、暴力工具對經濟狀況的依賴、政治權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三個方面，批判了杜林關於「政治關系的形式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闡明了只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不能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I.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出自哪裡通俗的解釋一下

意思是經濟的發展程度決定了國家的體制和制度。這句話應該是出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J. 「經濟基礎 決定上層建築 」這句話是誰說的

馬克思,<資本論 在《資本論》手稿中，經常可以看到馬克思把生產力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者和推動力來進行研究的，對於科學技術同經濟發展的關系有許多精湛的見解，至今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仍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資本論》也是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互作用的關系中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例如有關工廠法的制定和政策的實施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和影響。馬克思都結合實際作了深刻的分析，就是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