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石说有哪些历史英雄人物的故事

㈠ 宋真宗皇后刘娥，后人评价其“有吕后之才却无吕后之毒”，你怎么看

张贤明的北宋皇后刘娥(969-1033)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位皇后，宋代第一位女领袖，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之一。历史学家常把刘鹗等同于西汉的吕雉和唐朝的武则天。但与吕后、武侯相比，刘娥同样聪慧、足智多谋、才华横溢、野心勃勃，却没有吕后、武侯那么阴险、狠毒。所以后世称刘鹗为“鲁伍之才，非鲁伍之恶”。

着名浪漫主义作家蔡东藩说：“刘美人对自己的肤色感到幸运，喜欢后宫，这不是自私的欲望。”也是真心诚意的追郭，和颜悦色的对待；也就是说，宫里的仆从有幸生了孩子，被装饰成自己的，几乎遮遮掩掩。然而，他们不敢欺骗真正的教派，他们不忍受杀死施立。但是，他们利用这一点抓住了后面的位置，希望尊重宠物。狡猾是有的，邪恶还没有。”(《宋史演义第二十四回》)

这时，有谄媚的大臣，如方成殿中钟宫、开封知府程麟等。或请刘鹗“讲武侯故事”，或祭《默记》等。这些都暗示着刘鹗应该称帝。刘鹗趁机问朝臣们是怎么看待做皇帝的。所有的朝臣都不敢说话。只有老实坦白的谏官和政事卢宗道直言：“太后此举何在？”刘鹗深刻认识到做皇帝不可行。最后，她把朝臣们送来的劝她做皇帝的奏章都撕了，大声说：“我绝不会做任何配得上大宋朝祖先的事！”(参见《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然而，在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刘鹗决定穿上御服去祠堂。很多大臣反对。礼部侍郎薛葵说：“太后是不是扮成皇帝，在太庙里行礼？”刘娥答不上来。(参见《武后临朝图》)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刘鹗向朝臣做了适当的妥协，前往祠堂祭祀。她仍然穿着皇家长袍。然而，她把象征忠诚、孝顺和洁净的宗彝和海藻这两章从皇袍的十二章中删除了，而且她没有佩戴皇帝的宝剑。(参见《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之前，刘娥与丁谓联手，清除了朝中政治势力强大的寇准一党；现在，她雷厉风行，搞突然袭击，又击溃了曾经是政治同盟的丁谓，这种政治手段确实不逊于武则天，但她与武则天有所不同，在众臣的请求下，她留了丁谓一命。面对着要置她于死地的政敌，刘娥并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所以，说她“无吕后之毒”，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鹗生病，下令大赦天下。包括寇准和曹利用在内的刘娥来朝后被降职的人，要么恢复官职，恢复名誉，要么从轻发落，减刑。就连她所憎恨的丁伟宋朝也从一个偏远的地方迁到了首都。

2002年3月，刘鹗在明道吴佳去世。宋仁宗召群臣入御堂，哭曰：“太后临死前数次更衣，何意？”参与政治事务的薛葵回答说：“太后不想看到她穿那些衣服

㈡ 安徽省会合肥它的历史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秦朝置合肥县，合肥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素以“三国旧地、包拯故里、淮军摇篮”着称。

三国旧地
三国时期，魏吴逐鹿，在合肥纷战32年之久。公元215年，东吴主帅孙权攻打合肥，合肥守将张辽率八百精锐挫败东吴十万大军，孙权策马跃过西津桥，落荒而逃，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67回《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中，形象地描写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作为三国故地，合肥遗存曹操教练弓弩手的古教弩台、魏将满宠修建的“三国新城”遗址，至今流传着斛兵塘、藏舟浦、筝笛浦等动人传说。
关联景点：逍遥津公园、明教寺、三国遗址公园

包拯故里
合肥是北宋名臣包拯的家乡。公元999年，包拯出生在合肥市肥东县小包村。公元1027年，中进士，拟任建昌知县（江西永修）。但是，包拯信奉“父母在，不远游”，辞官不授，在家奉养双亲。公元1037年，已39岁的包公登上仁途，离家出任扬州天长知县。公元1062年，病逝于开封，次年八月，葬于合肥东郊大兴集。
包公祠位于包公读书处---香花墩上，四面环水，始建于1066年，是国内外包公祠、包公庙的鼻祖。包公墓内敛藏着包公及其夫人、子孙的遗骨。清风阁选用各种精美雕刻描绘了包公一生中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关联景点：包公园、包公祠、清风阁、包公墓园

淮军摇篮
合肥是淮军的发祥地，淮军主要将领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等9人中有7位是合肥人，2位是合肥周边庐江人。淮军由李鸿章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将我国历史上几千年的皇家御林军发展成现代国防军，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历经半个世纪的兴衰，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晚清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联景点：李鸿章故居、李鸿章享堂、刘铭传故居

此外，合肥与北京、上海、西安并称为中国“四大科技之城”。现代着名物理学家、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出生在合肥肥西四古巷。1971年至今，他曾先后十余次回到家乡探亲讲学。合肥科技馆现设有杨振宁陈列馆，杨振宁亲自提供了部分藏品。三河古镇南街四古巷内也修复开放了杨振宁旧居。
杨振宁：着名物理学家、华人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22年10月出生于合肥四古巷，1957年10月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家学渊远，文理兼通，长期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为促进中美和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㈢ 合肥市的历史渊源谁知道呀

1. 合肥，古称庐州，城市布局以环城公园环抱的老城为中心，向东、北、西南三翼伸展，城乡一体，园城交融。工业门类齐全，商贸繁荣，科教文卫体事业发达。今日合肥已建设成为全国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甲级对外开放城市、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全国45个公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全国建设中的铁路交通枢纽，是全省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
合肥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夏商时期，境内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经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部落群体。春秋时期，境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皆胜淮左”。西汉时，合肥置县。东汉光武帝改合肥县为合肥侯国，由此，“合肥其地视他邑独重。”东汉建安中(约200年)，合肥为扬州治所。此后，历经1700余年，合肥一直为州府名都要邑治所。
三国时期，合肥曾为魏国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吴魏曾数战于此，以致使这块土地成为着名的古战场。曹操点将教弩台、张辽威震逍遥津、吴主跃马飞骑桥的故事，仍为今人津津乐道。遗留下来的古教弩台、张辽衣冠冢、三国合肥新城等古迹遗址，已成为今日合肥的名胜景观。
合肥作为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匡扶社稷、屡纠冤案的一代清官包拯的家乡，自古人才荟萃，如一代辞章怪杰徐南阳，一代书法大家沈石翁，一代围棋国手张之仁，一代国术高手唐殿卿等皆出自合肥。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一支近代化军事集团——淮军，其诞生地就在合肥。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淮军完成了中国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开创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在军政界，一大批淮军将领、幕僚，构成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派系——淮系。李鸿章则以淮军起家，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把持朝政长达20多年，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着名代表人物。

2.包拯，北宋仁宗时期中国着名的政府官员；
刘铭传，台湾第一任巡抚。
李鸿章，近代中国近代淮军领袖，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杨振宁，当代世界着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裴章传，新兴的文坛作家。

㈣ 小学三年级好书推荐沈石洗澡。《一只猎雕的遭遇》。怎么写

沈石溪《一只猎雕的遭遇》讲述的故事是：
猎雕巴萨查对豢养它的猎人达鲁鲁忠心耿耿，由于人类和动物价值观念的差异被主人抛弃；先是卖给雕贩子马拐子充当诱骗同类的诱雕，生性高傲的它在屈辱中偷生，受良心谴责开始抗拒诱惑；继而又当了养雕人程姐的种雕，在笼子里温情脉脉地苟活。但因母雕花水背的死，它受到强烈心灵震撼，重新追求自由自在的天空，终冒着生命危险重返大自然，成了一只野金雕。它在蓝天间翱翔，原本开始向往家庭温情，却替蓝顶儿承担起照料三只幼雕的职责，历尽艰辛抚养它们长大成年后，被迫离开了这个家；后来它意外地在生死关头救了猎人达鲁鲁，又一次回到他怀抱被收养为“义雕”，然而在一场黑风暴中，最终还是死于为求自保的达鲁鲁之手。
《一只猎雕的遭遇》是沈石溪1990年创作的长篇动物小说。该书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奖。

㈤ 天下粮仓的第一集被杀的粮官扮演者是谁

电视剧《天下粮仓》第一集被杀的粮官沈石饰演者是影视演员张浩。

第一集剧情：

干隆元年。波涛汹涌的黄河边，汛兵们冒死在黄河中央取水，这几袋用生命换来的黄河水将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供皇上称水以测年成。

钦差大臣刘统勋返京途中巡察赈粥现场，发现大锅里的粥薄如清汤，立即拿下粥厂官员沈石。沈石称赈粮过少，粥厂无力承担大量的饥民，乃不得已而为之。刘统勋按大清律处斩沈石等大小官员。刘统勋看着空荡荡的库房，心中一惊：难道有人敢克扣朝廷赈粮？

仓场总督苗宗舒令人精心编织了一株"五谷树"，以五谷丰登之寓向刚登基的干隆献媚，以图新帝垂青。

仓场侍郎米汝成深夜到储备国粮的官仓查仓，仓场官员报告总督苗宗舒此刻正在查仓。从不查仓的苗大人的出现让米汝成十分惊讶，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于是他中途折返，回府与婢女柳含月商议。

柳含月果然了得，断定"知风莫如鸟"，这是大风将起的一个信号，此风为粮仓而刮，也许还能刮倒米汝成这棵大树。米汝成不禁叹服，听从柳含月的计策，连夜去拜访好友刑部侍郎刘统勋。

八月十五夜，刘统勋按老习惯在剃头铺刮头打辫。黄河汛兵找遍北京城在这儿找到了刘大人，一位和尚托汛兵将一幅画转交刘统勋。刘统勋命下人将汛兵拒之门外。

据剃头匠说，疯子宋大秤原来是钱塘知县，后因向皇上写万言折被罢官，从此就疯人疯语地流落京城。刘统勋决定去看看宋大秤。刚出门又被汛兵堵在门口，刘统勋只得打开画观看。这下刘统勋变了脸色，强行将汛兵赶走。下人报告刘统勋：宋大秤死了。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种种怪事都巧合似地发生在当晚，刘统勋、米汝成都有一种风之将起的预感。

(5)沈石说有哪些历史英雄人物的故事扩展阅读：

剧情简介

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猝然驾崩。

干隆皇帝在登基的第一个年头就吃惊地发现，粮食生产和国粮储备之“第一紧要大事”全面失控。围绕粮食接连发生“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惊世奇案，更使25岁的干隆皇帝感觉到大清国的生死存亡。

危难之际，刑部尚书刘统勋扶棺履任，统领全国查案赈灾之职。仕途通达的仓场侍郎米汝成在丫鬟柳含月的辅佐下，在与总督苗宗舒的争斗中艰难胜出，身后却难以留下清白名节。

米河是米汝成之子，被父亲禁居在江南一座被锯去楼梯的书阁中读书三年，面对孤灯冷月，养成了与影为友的奇癖，形若痴人。终于，米河从书阁逃走，与天性机敏的梳头女小梳子为伴，尽领人间苦乐，立志要做救民于水火的一方清官。因其生性机智，处世亦真亦幻，做出无数惊世骇俗之事，不经意中深得刑部尚书刘统勋赏识，与“茧手为官”的浙江巡抚卢焯结为忘年，与其盲女卢蝉儿相知成爱。

米河与刘统勋、卢焯，及河道总督高斌、运河堤工许三金、官仓皂隶鼠爷、田户王虎林等大批可歌可泣之人一起，在干隆朝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他们共同治漕弊、修运河、惩贪吏、破邪教、兴新政，为充裕大清国粮仓披肝沥胆、出生入死。

柳含月在米汝成死后扶柩归浙，秉承米汝成遗嘱嫁给米河，却终因情所累，净身跳入一口熬蜡巨锅，化为如柱大烛。荧荧一炬，为米河照耀前程。

当明灯法师用秘法治愈了卢蝉儿的双眼，蝉儿终于看清柳含月的明炬本性，乃明白世事之艰险，于是离米河飘然而去。

刘统勋、米河等人为了使大清朝的粮仓“五谷丰登”，贡献了毕生精力，名留青史。而他们身边这些曾经是那么才华横溢、足智多谋、飘逸流丽的女子，却一个个淡出人生舞台。她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没有留名，在人生的舞台上也没有留名。她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泪水和无奈的叹息。

㈥ 张炜《九月寓言》，大家帮忙谈一下看法，选修课课题。

《九月寓言》主要由三类故事所构成，一种是传奇性的小村故事（如金祥买鏊子一段），第二种是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如金祥忆苦），第三种则是现实中的小村故事（如青年们的夜游）。除了第一章由唯一的见证人肥的视角来叙述外，其余六章都是隐含的叙事者以全知角度讲述上述三类故事。这似乎显示，此一小村的存在已成过往，因而更含有值得回望瞻顾的理想性，就像一则寓言一样，需在表象的叙述之外寻找真正隐含的理想。

的确，张炜的这部作品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它浓厚的抒情语调与诗性语言，这正显示出他对此寓言式的小村之认同。打从第一章开始，村姑肥与丈夫在秋凉九月回到荒废的田园村落里，面对着荒废的碾盘，她回忆起昔日年轻人们在夜里的冶游嬉闹，恍如失乐园一般的日子，叙事者发出了“那个缠绵的村庄啊，如今何在？”（页8）的问句，似乎这也是小说终归要成为一则“寓言”的暗示，张炜其实在召唤一个世界。且看他的抒情片段：

我那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我那浸透了汗液的衬衫啊，我那个夜夜降临的梦啊，都被九月的晚风吹跑了。在这冰凉的秋夜里，万千野物一齐歌唱，连茅草也发出了和声。大碾盘在阵阵歌声中开始了悠悠转动，宛若一张黑色唱片。她是磁针，探寻着密纹间的坎坷。她听到了一部完整的乡村音乐：劳作、喘息、责骂、嘻笑和哭泣，最后是雷鸣电闪、地底的轰响、房屋倒塌、人群奔跑…所有的声息被如数拾起，再也不会遗落田野。（页8）
如果说，先前的《古船》还实写了解放前后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化和几代农民的苦难历程，指涉着张炜对具体历史时空的反思。到了《九月寓言》，张炜则消解了清晰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氛围，创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艺术世界，并在当中寄寓着他回归乡土、融如野地的理想主义情怀。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派作家原本就希望将新时期文学从社会政治层面向历史文化的层面开展，但多少还是免不了启蒙或猎奇的意图，但九○年代走向民间的文学现象，其中张炜等人的作品则是走入民间、野地，更进一步要揭示民间所藏有的非政治与非知识化的价值。

张炜在写这些农民时总是用浓重的情绪性辞语加诸他们，例如写金祥为了寻找平底的鏊子让老婆庆余煎饼，千里迢迢出村去找到这个原也不属于村子的外来之物，与其说张炜在描绘金祥归乡的渴望与执着，毋宁说他更想凸显的是乡土人物的精神力量：

无论如何他闭眼以前要再看看那个小村，看看他的庆余、大黄狗和年九，看看大碾盘子，看看庆余怎么在崭新的鏊子上摊出一张黑煎饼阿！（页57）

理想价值也表现在《九月寓言》中对“现代化”带来的“毒害”存在着疑虑，例如村中妇女喜欢到矿场中的热水池洗浴，这一动作本身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在张炜的世界里，这个外来的东西却为小豆带来灾难。小说写到看管热水池的小矿强暴小豆的一幕，作者对“妄想”洗去身上泥土的人提出一种也是“寓言式”的警讯：

她本该是一个土人，这是命定的呀！她偏偏要去大热水池子，偏偏要洗去千年的老灰。今后她再不会去大水池子了，不去寻找一个廷拔女人不该强求的东西，不存非分之想。她将老老实实地、一辈子做个土人。她躺着，泪流满面，恨不能即刻化为泥土。（页68）

因此，对现代化存在疑虑的作者，将理想寄之于生生世世劳动着的芸芸众生，因为这些野地奔跑、生息于斯的群众具有亘古以来的“土性”，那是张炜心目中的理想性格。大陆重要的评论家陈思和曾用“还原民间”一词来概括九○年代某些风格的小说作品，他指出文革后的小说家仍有强烈的为群众代言的使命感，他们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在作品中向庙堂中权力者传达改革之意，这就使得他们即使在写民间时都具有先天的思想优势。但一些作者逐渐对“民间”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做出不一样的诠释，作者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代表性的小说正是张炜《九月寓言》、莫言《红高梁》、《檀香刑》、张承志《心灵史》等作品。

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注意到这批小说中与主流文化价值或政治意识型态的“脱勾”，小说中的重点不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观点，而对民间的存在给予以更热切的拥抱，这意味着作家回归到生活本身接纳生活实相的企图，而不在是一厢情愿的改造或进步。这一点，张炜在一些随笔中也显现他与民间（文学）的关连，其实可以引来和小说文本做一番对照：

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合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是他们发声的器官。（＜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纯美的注视》，上海远东，1996.2＝

恐怕没有再比这样更谦卑的民间哲学、文学的信仰者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张炜正是为民间生活之纷繁样式所着迷的小说家。只是，我们亦不难感觉到一种“绝对化”了的价值在当中滋生，这在脱却了政治意识型态影响的书写主潮后，又像是在确立另一种乌托邦价值。陶东风在论及张炜的《柏慧》时干脆就称这是一本“政论式小说”，表达了张炜的文化哲学与政治社会观点，小说中的葡萄园有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透明纯洁的人际关系、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怀。这种现象我们在《九月寓言》中虽没有感受得那么明显，但张炜对乡土的肯定的同时在当中寄托了他的理想是不难发现的，肯定者将之视为张炜对抗庸俗化与理性化的思想展现，但我们同时不无疑问：理想国究竟是小说家所示现给我们的虚幻乐园，亦或是无力改造现实后的一种自我慰安？

光看中国大陆的小说恐怕还是隔了一层，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此间的文学创作者是否也在寻思相同的问题。我想到黄春明对工业化下农村社会的流逝的哀伤情怀，在他的《放生》中我们看到，黄春明简直把乡野传奇化了，山川、草木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具有生命。＜银鬓上的春天＞里土地公竟尔化身为老人，让小孩可以在他鬓发结花，呈现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熙和景象。＜甲鬼的来了＞当中，临终前的老庙祝向外来的年轻人讲述上万只白鸰鸶莫名消失的故事，它们的精魂如今还附在竹林之上；而另一位沈石虎先生则述说另一则关于背水鬼渡河的故事。乡土无疑仍是黄春明理想的世界，只不过于今已难追寻，黄春明显然是怀旧感伤更甚于批判现实的作家。

同样都有失落的乡土，但除了黄春明这老乡土派之外，台湾的作家似乎并不回归历史的某个时空去寻找典范，当代的红尘烟云似更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使我不得不沉思，虽然我并不觉得复古可以维新，也不一定能认可张炜寄寓理想典型于乡野的“信仰”，但野地里的理想主义者之存在总还是提醒我们一点：某些正在逝去的东西当中，也许正有我们将永远失去的价值。张炜那么不合时宜地想留存它，而我们的作者呢？

㈦ 汪曾祺作品中有哪些人物具有悲剧性

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着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兇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日他奶奶！”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兇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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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天下粮仓为沈石平冤了吗

没有。自认为沈石死是应该的，国家制定法律的作用就在这里，如果法律章程也能变通，那要法律有何用？沈石的做法太过激了，遇到问题他应该及时上报上一级单位，由上一级单位批复后再去执行，估计没有这个下场了。

《天下粮仓》是由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历史电视剧。由吴子牛执导，王庆祥、王亚楠、杜雨露、聂远、李倩等人联袂主演。该剧讲述了看似太平的清干隆年间，因自然灾害而引发了一场围绕粮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剧于2002年1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旷古灾荒、男女奇情、浮筷斩人头、肉身化大烛，这一系列情节跌宕起伏。

该剧实现了电视剧的电影感，一如吴子牛的电影《晚钟》《南京大屠杀》雄浑厚重。

刘统勋的清廉刚正使人肃然起敬，但直到最后才被揭穿的贪官米汝成竟是为了爱子的仕途旷达而不惜自毁前程，不禁令人痛惜和玩味。

㈨ 怎么评价电视剧天下粮仓

《天下粮仓》是于2002年1月首播的古装剧，该部剧讲述的是雍正驾崩，干隆登基后，围绕着国仓粮食发生的一件件案件。

刻画在于导演，而人物的把握便在于演员本身。海燕饰演的柳含月这个角色牵动着观众的心，在老爷去世前后，这个角色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去世前，是足智多谋的小丫头；去世后，由花旦变为青衣，这个转折正好使人物命运更牵动人心，去世前的欢乐与去世后的悲情来做对比。使人物更饱满。

剧中多位老戏骨飙戏，让观众是大饱眼福。到现在这部剧也将近二十年了，现在看也是意犹未尽，属实是属于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