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发展的形态有什么

㈠ 我国一般的婚姻形态有哪些

我国古代有一夫多妻，而现如今只有一夫一妻制。

“男娶女嫁”、婚后从夫居，建立新家庭。在择偶范围上，“同姓不婚”被作为规则；“门当户对”是一种择偶的理想标准，反映出社会等级地位的观念；

在择偶方式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社会中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婚姻程式；婚姻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家庭、家族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制约；重视婚礼程序的完整进行。

(1)中国婚姻发展的形态有什么扩展阅读：

婚姻形态演变

原始社会最初的婚姻形态是乱婚，即群内所有兄弟姊妹之间都互为夫妻。不排斥长幼辈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关系不构成家庭。

而人类的第一种家庭形态是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实行内婚制，其与乱婚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排除了不同行辈间的通婚。这种婚姻制大约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婚姻形态由血缘婚转入族外群婚。族外群婚不但不同行辈之间的通婚，而且也禁止同一集团内兄弟姊妹，乃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之间的婚姻关系。

在新石器时代，族外婚逐渐为对偶婚所代替。

进入金属器时代后，伴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放牧管理牲畜的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妇女转而从事无足轻重的家务劳动。由此男子取得支配全部剩余产品的权利。

而对偶婚下的从妇居到此时已与男子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可调和。私有制的萌芽和个人财富的日益增加，促使男子要求改变旧地传统，打破原有的婚姻秩序，把他的妻子带到家中居住，以便自己的亲生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财产。

这样对偶婚的“从妇居”转变为“从夫居”。此后家事的发展，要求夫妻间的持久结合，不稳定的对偶婚逐渐过渡为一夫一妻制。

㈡ 古代几种婚姻形式

摘要：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有不同形态的婚姻制度，从婚制的演变可以看出社会进化发展的轨迹。古代婚姻形态主要有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其产生及演变情形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古代婚姻；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69-01 我国古代婚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从原始社会的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到氏族社会的对偶婚和最后的一夫一妻制，婚制的变化与风俗的形成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一夫一妻婚制的外观下，许多原始婚姻的遗风以各种形式残存下来，奴隶主、封建主始终都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他们只娶一个嫡妻，而媵、妾却有几个乃甚一群。最突出的一夫多妻制就是媵妾制。 一、媵妾制 媵制起源很早，《尸子》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媵制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都实行媵制。据《仪礼·士婚礼》：“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又《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嫡从。”意思是说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侄女)、嫡(妹妹)随嫁，同时，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也可送女子作为陪嫁，这些随嫁女子统称为“媵”。媵的身份比妻低、比妾高，介于二者之间，《诗经》中有几首诗就写到这种嫁女陪媵制。《诗·大雅·韩奕》：“韩候娶妻……诸嫡从之，祁祁如云。”这是说韩侯娶妻，妻子的妹妹也陪嫁而来，“祁祁”，众多貌，陪嫁的妹妹多如云，可见媵的数量之多：《卫风·硕人》讲齐庄公的女儿庄姜嫁到卫国的情形，诗中“庶姜孽孽”就是说一群陪嫁的齐国姑娘都打扮得很漂亮。 在婚姻发展史上，媵制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特有的婚制，是远古群婚习俗的遗迹。进入战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嫁女陪媵制随之没落，但陪送侍女丫环、妻死妹续弦等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这可以说是媵制的一种演变。 妾制的出现比媵制稍晚，妾的名称最早见于《礼记》。据《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妻子是经过正式聘娶仪式明媒正娶的，纳妾则不拘礼数，因此妾常遭受社会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既然无需正式聘娶，那么妾的来源就多种多样：可以是买来的贫家妻女，可以是家中的女仆或家仆的女儿，可以是战争中掠夺的女俘，可以是罪犯的妻女，也可以是亲朋所馈赠的“礼物”。《汇宛》：“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礼记·坊记》郑玄笺：“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可见妾的地位不仅比正妻低，而且比媵也低，她们是奴隶主、封建主的妻子群中地位最低的人。后代的宫女、富家的姬妾都是先秦妾的余脉。 二、转房制 转房制，又叫收继制，指子弟在父兄死后，娶庶母及嫡嫂为妻的婚制，该婚制是“夫兄弟婚”、“妻姊妹婚”的残余习俗及一夫多妻制的变相形式，是氏族社会群婚制的遗迹。转房制在后世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淫秽乱伦行为，法律绝对禁止，犯则处以极刑。然而在先秦时期，这种婚姻实不鲜见，在儒家典籍中不乏其事。如嫁给晋文公的怀赢，曾先嫁怀公，妻从夫谥，故称怀赢：穆公又纳于重耳，重耳为怀公之叔，这是叔侄间的转房。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舞)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是楚文王之弟，哥哥死了便去诱惑嫂子，虽遭拒绝，却也不以为耻。 “烝”“报”是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统治阶级中的转房制遗俗的一种。“熏”是父亲死后，儿子娶其妾、媵为妻；“报”指伯父、叔父死后，侄子娶其妾为妻。《左传》中记载：夷姜是春秋时期卫宣公的庶母，而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还是这个卫宣公，先是烝了庶母，后又占儿媳宣姜为妻，宣公死后，他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顽又烝了宣姜，并生下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等子女：齐姜，是晋武公妾，晋武公之子献公“娶子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进行，燕报所生子女有的还成为国君或国君夫人。 从汉代到清末，转房制一直不绝于史，古代游牧民族中尤为盛行。西汉的匈奴、西羌、乌桓，宋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都实行这种婚制。我国西南地区的怒族、彝族、佤族、独龙族、阿昌族、苗族和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也都较长时间地流行过这种婚制。 三、掠夺婚 “掠夺婚”又叫劫夺婚、佯战婚，是以掠夺的方式来达到成婚目的一种婚姻仪式。该婚制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为女从男居，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掠夺婚就是完成上述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掠夺婚主要盛行于奴隶制时代，是假劫真婚，《易经》爻辞中的“匪(非)寇，婚媾”意思是说：不是来抢劫财物，而是模拟战斗，缔结婚姻。在这里，劫夺只是假抢、是佯战、是形式，并不是攻杀劫妇，成逼成婚，这与奴隶主把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女俘杀掉或纳为妾不同。《仪礼·士婚礼》规定，男方“亲迎”要用全副的黑色装备(“载鬼一车”)就是受到劫夺婚的影响。魏晋以后，我国爨族依然实行掠夺婚制。唐代是我国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掠夺婚被当时婚仪所吸收，成了“坐地安帐(也称‘青庐’)”、“下婿”、“弄妇”等节目。 清人桂馥的《黔南苗蛮图说》用插图和文字对贵阳、都匀一带少数民族的掠夺婚作了形象化的记叙。在夺婚前，青年男女已约定时间、地点，但在男子掠夺时，女子还要装出呼救姿态，通知家人和邻里营救，男子则带着伙伴设法逃走，或把女子拖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由此可见，掠夺婚在举行仪式前，男女已有爱情关系，而不是男子强迫女子。直到解放前，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和傣族都实行掠夺婚。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掠夺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总之，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多种婚姻形态，除了媵妾制、转房制、掠夺婚，还有聘娶婚、买卖婚、交换婚、入赘婚等等。自从阶级社会产生后，这些婚姻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了男性支配婚姻的色彩。

㈢ 古代社会的婚姻形态经历了哪四个阶段

1、前婚姻时代的血缘团体。即同一原始群体内的男女，在两性关系方面是杂乱的，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在兄弟姐妹间，而且在父母子女直系血亲间都没有禁忌。这一时期存在于人类最初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时代。2、群婚制。随着原始社会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人类从最初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中，逐渐演进为各种群婚制的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开始形成了最初的婚姻制度。群婚制，指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最大的特征在于，两性关系受到一定范围的血缘关系的限制。期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经历了血缘群婚制，排除了直系血亲间的两性关系，即不同辈分的男女间不得结婚；再经历了亚血缘群婚制，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这从而引起了母系氏族的产生，使人类婚姻由族内婚向族外婚发展。3、对偶婚制。指一男一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过着相对稳定的配偶生活的婚姻形式。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子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其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从群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态，从血缘结构上为父系氏族和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居住在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其带有神秘色彩的“走婚”，其实就是对偶婚的开残留形态。4、一夫一妻制。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它既不是自然选择规律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男女性爱的结果，而是私有制确立的必然结果。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它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历史时期。

㈣ 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婚姻观念的改变

古代婚姻的观念
在早期原始人群内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杂乱的。随着人类的进化，两性关系中出现了道德和理性的曙光。乱伦禁忌的形成和族外婚姻的实行，标志着性的需要开始服从于“人”的需要，婚姻制度正是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人类互助的日益广泛以及亲属关系的趋于明晰，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一、婚姻的概念
古籍中有关“婚姻”的词义学解释约略有三：一是指夫妻的称谓，《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二是指嫁娶的仪式，《诗经•郑风》孔颖达疏：“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三是指亲家，《说文解字》释“婚’、“姻”说：“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尔雅 • 释亲》说得更明确：“婿之父母为姻，妇之父母为婚。……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上述三说虽然不尽相同，但已涉及到婚姻的基本特点。其一，表明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婚姻双方结为姻亲关系的标志。其二，表明婚姻依礼而行，其仪节约定俗成，是礼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首先，婚礼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次，婚礼被视为礼的根本。《礼记•昏义》云：“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社会的婚姻状况还与社会治乱相关涉。《新唐书•后妃传上》说：“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儒家把两性结合为夫妻看作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一种具有文明色彩的认识，古代婚姻礼仪正是基于儒家的婚姻观念而逐渐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对婚姻强调的是“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对“情”和“爱”则相对忽视。儒家又以婚姻为起点，推衍出父子、君臣一类的等级关系，于是，婚姻关系成为构成尊卑上下等级关系的基础。

二、婚姻的意义
在古代宗法社会，婚姻不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关乎两姓宗族利益的大事，因此，男子与其说是为个人娶妻，毋宁说是为宗族娶妇。就婚姻的目的而言，首先是传宗接代。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宗法观念支配下的婚姻，以广家族、繁子孙为首要目的。《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孔子说：“大昏，万世之嗣也。” 有夫妇而后有子嗣，由合法婚姻所生之长子才是嫡子，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社会，传宗接代关系到家族的延续，“继后世”自然成为娶妻的首要目的。
其次是祭祀祖先。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古代婚礼常在祖先牌位前举行，叫做“庙见”，表示新婚夫妇共承祖先，同奉宗庙。《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说：“妻者与己一体，恭承宗庙，……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唐律疏议•户婚》也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传统婚礼仪式中的夫妻拜堂，就包括拜公婆、拜天地及拜祖先的内容。
第三是增加劳力。自进入父系社会后，男尊女卑被视为天经地义。《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干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哲学概括把男尊女卑视同自然法则，不可违背。男子娶妻可得内助，而妇女只能“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按封建礼法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妻子操持家务，侍奉姑舅，奉养公婆，却无经济地位。
第四是防止男女淫乱。《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婚制来别男女，防淫乱，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节，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然而，封建贞淫观对女性有诸多制约，对男子的淫乱却是少有约束力的。

古代婚姻的变迁
美国着名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演变作过专力研究。他对人类婚姻的演变作了如下的梳理，首先是处于乱婚状态的人群；其次是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取代了这种人群；再次是普那路亚家庭，实行的是两个集团间的通婚；接着由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它以单偶婚姻为基础，但不是排他性的同居；最后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专偶婚制，此即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吸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家庭婚姻变迁与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就其发展轨迹作了精要地概括：“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以上述论述为参照，中国古代婚姻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原始群婚
原始群婚是人类祖先实行的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它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时，“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人们群居野处，既无固定的配偶，两性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男女无别，媾合无禁，两性关系纯任自然。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就保留着有关神奇诞生和异类婚配的传说，例如《帝王世家》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窖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商颂》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述。这些奇异诞生的传说，应是远古时代杂乱婚姻的曲折反映，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断的：“黄帝以来五帝和三皇的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二、血缘婚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火的利用，于是，“原始集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开始产生婚姻禁例，即排斥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妹）发生两性关系。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亦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如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三、伙婚
伙婚又称亚血缘婚，伙婚制家庭亦即普那路亚家庭。伙婚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性关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例，既不准亲兄弟姐妹发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特点是，一群兄弟和不是自己姐妹的另一群女子通婚，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男女之间互为“亲密的伙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次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妻，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伙婚制下姐妹共夫的特点。
伙婚制的出现，较之于血缘婚取代原始群婚，意义更为重要。由血缘婚发展到伙婚，自然选择的原则起了主要作用。以自然选择取代血亲婚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显着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摩尔根的话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古代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的认识。伙婚制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促成氏族制度的萌芽。由于有了兄妹间乃至旁系兄妹间的婚配禁例，任何男子和女子都必须到别的血缘集团去寻找自己的配偶，所生子女归女系集团，最终导致母系氏族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

四、对偶婚
对偶婚的特征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一种不牢固的夫妻关系。较之于群婚，它是个体婚；较之于一夫一妻的专偶婚，它又是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夫妻关系。它是由群婚到专偶婚的过渡，所生子女仍然归属母系。
对偶婚制产生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它的出现首先在于原始经济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可供分割和交换。其次在于亲属通婚的限止日趋广泛，人们已难维持群婚或伙婚等方式，“妇女也就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构成对偶婚的方法大体是，由母亲议婚缔结婚约，通过物品交换达成婚配，或以武力到别的氏族抢夺配偶。因此对偶婚的双方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由于男子在野蛮时代的战争中大批死亡，导致女姓过剩，而男子在家庭内部又承担着获取食物的主要责任，这都使男子在对偶婚的形式下，仍享有多妻和偶然通奸的特权。对偶婚双方的离异不受氏族习俗的约束，其婚姻关系是不牢固的。
由伙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又萌生出新的社会因素，在对偶婚家庭中，除亲生母亲外，已有可能确定亲生父亲。其次，男子在生产劳动中所负责任的日趋重要，使之在家庭经济中渐占主导地位。丈夫地位的实际提升与母权制发生前所未有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男系来计算世系，这就导致废除母权制，确立父权制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男子在家庭中跃居主要地位，便发生了父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这一形式是对偶婚制家庭向专偶婚制家庭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到了对偶婚制后期，劳动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个体家庭已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工具和产品逐渐变为私有，又促成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从而“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家长制家庭和私有制的萌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婚姻家庭，即由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来取代对偶婚制家庭，这一新的婚姻家庭，已孕育于对偶婚制的后期。

五、专偶婚
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专偶婚制的确立，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后裔”，因此，“结婚的主要目的即是生育合法的子女”。在专偶婚家庭中，妻子、财产及子女均为丈夫私有，妻子的职能主要是生育子女，延续父权世系。
专偶婚制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表现出男权至上的特点。就夫妻地位而言，由于丈夫取得了家庭经济的支配权，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谚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妇女卑下地位的写照。就婚姻关系而言，专偶婚较之于对偶婚要牢固、持久得多，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不可离异性。儒家从伦理角度强调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始于谨夫”
从婚姻进化的角度看，以“恒”来荡涤对偶婚制遗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数量惊人，据《礼记 • 昏义》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官僚一般都拥有众多妻妾。就亲属关系而言，专偶婚的确立使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血亲、姻亲、嫡、庶等关系都清晰了然，从而形成以父系家长为线索的宗亲网络。
由原始群婚发展到专偶婚，是古代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随着婚姻纽带连结范围的缩小，婚姻礼俗反而趋于繁复，并逐渐形成条文规定。

古代婚姻政策
中国古代的婚姻政策，是指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奉行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它反映了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持的基本态度。总起来看，古代婚姻政策从未越出礼的规范，在礼的框架内，历代律令又根据各时期经济、政治的需要，对婚姻作出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
一、导民婚配
西周时期，已设有“大司徒”、“媒氏”等管理婚姻的官员。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以阴礼教亲，则民无怨。”郑玄注曰：“阴礼谓男女之礼，昏姻以时，则无旷怨。”这是说大司徒一职的职责是用婚姻礼仪去教化百姓，帮助他们及时嫁娶，以减少社会上的怨女旷夫。古代男二十、女十五即行成年礼，表示成人，可以婚嫁。倘若男三十、女二十尚未婚嫁，政(蟹)府就要督促其婚配。《周礼•地官• 司徒》说，媒氏的职责之一，就是“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代统治者大多关注男女婚姻和人口增长对国家富强的重要影响，因此奉行鼓励婚配和生育的国策。《韩非子•外储说右》载：“（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唐太宗在贞观六年（632）曾下诏规定：“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这是说对于民间因经济能力不足或其他条件限制，以致不能依“六礼”聘娶的，地方政(蟹)府要为他们提供资助。古代统治者导民婚配、鼓励早婚的动因大致有二：一是保持社会安定，减少怨女旷夫；二是鼓励繁育人口，以保证征人役夫有充足的来源及增加赋税，从而增强国力。
二、嫁娶有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聘娶婚姻的必备条件。《礼记•曲礼》说：“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不受币，不交不亲”。《诗经•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这里都提到无媒不成婚配的重要原则。朱熹说：“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媒妁的作用，本是受托于婚姻当事人的家长，通过在男女双方间的沟通，以促成婚姻的成立。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不同席，不杂坐，不同行，两性之间，界限分明，于是，作为“通两性之言”的媒人，自然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之人，媒妁的作用，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封建聘娶婚把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凡是不经媒人沟通而自行结合者，都属不法，社会也不予认可，甚至被斥为“私奔”、“淫乱”，这就束缚了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特别是封建政(蟹)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媒聘的履行作了严格的规定，更使其具有强制的作用。如《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行媒”经绝对化和强制化，就与父母之命结合在一起，成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桎梧。孟子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而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管子• 形势》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不信”之说。对“自媒”的禁绝，本质上是借此保证父母之命的实施，以维护宗法社会的秩序。
三、同姓不婚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同血缘婚配对于繁衍后代的害处，族外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取代血缘婚的。“姓”本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血缘关系的标志，在父权制度建立后，“姓”更是宗族系统的标志。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就包括立子立嫡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同姓不婚成为西周重要的婚姻政策。其实施的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宗法等级关系的明晰，使权力的继承归属不致紊乱。二是出于优生的考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同姓婚配不利于优生，是社会的共识。西周以降，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但同姓不婚作为礼俗惯制仍得以传承。如唐代就明文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为同宗高祖父母服丧）以上，以奸论。” 唐代所谓的“同姓”是指同一高祖的后代，即同姓共宗，其血缘关系相近，禁止婚配，对优生有积极作用。明、清法律也是严禁同宗婚配，对同姓不同宗者则是开禁的。

四、可纳媵妾
历代婚姻政策都以巩固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为原则，但同时又允许男子“一夫多妻”，因此，一夫一妻只是针对女子的婚姻规范，对少数男子而言，实行的却是以一夫一妻为名义的、以纳妾为表现的多偶制。秦以前，贵族男子中盛行媵妾制。媵指的是陪嫁的女子。《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又刘熙《释名》说：“侄娣曰媵。” 陆德明《释文》说：“妻之女弟为娣。”据此可知，诸侯娶妻，女方多以兄弟之女和新娘的妹妹为随嫁，这些陪嫁之女，叫做“媵”。周代，媵制在上层社会十分流行，《诗经•大雅•韩奕》写道：“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诗中对韩侯迎妻，新娘陪嫁之女相随如云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媵制实为上古姐妹共夫婚俗的遗存，秦以后，媵制消亡，但妾制依然盛行。妾与妻的区别在于，妻为明媒正娶，地位远高于妾；其次，妾可以像一般物品那样进行买卖、赠送、交换和赏赐。在男尊女卑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观念主导下，妾制从先秦到民国经久不衰，上至达官贵人下及平民百姓都可纳妾。《唐律》明确规定纳妾为合法，《明会典》也规定：“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

㈤ 现代婚姻的四种模式丧偶式还有什么

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

当妈式择偶，是中国女人四大人生不幸之一，就是中国女人找了一个跟儿子一样的男人结婚，生活中要像妈妈一样操心这个男人的一切，累人累心。

这种男人，各种幼稚、各种任性，心情不好还要人哄，常常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闹脾气。沟通遇到问题，从不正面对待，从未想过解决，永远选择逃避。时不时就会搞出一些事情让你气炸，时不时就要让你为他那些不成熟的言行思维发火。你活得小心翼翼，他活得无拘无束。

保姆式妻子，在任何一个女人的心里，嫁给了一个男人的时候，女人心中想着的，都是过最幸福的生活，过最多彩的日子；每一天，被男人当成手心里的宝，疼着，宠着，护着；每一天，过得无忧无虑，出门有车代步，在家有保姆侍候。

可是有很多的女人，不仅没有品尝到这样的生活，反而自己还变成了一个保姆；每一天，就是为家里的人服务，每一天，就是在为自己的男人服务，而男人从来就不会帮一下，就像老爷一样。

丧偶式育儿，意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着缺失。例如父母中的一方长期外出，或者父母均在子女身边，但是缺少其中一方的情感支持（如早出晚归、子女很难见面、无语言交流等）。

很多女人当了妈之后，突然领悟了什么是父爱如山——山一般就呆在那儿啥也不干！

守寡式婚姻，社会现象热词，指的是中国女人人生四大不幸之一，就是男人对待妻子冷漠无情，女人每天忍受着这样的家庭冷暴力，而为了孩子又不得不过着守活寡的日子。

这类男人在老婆面前当起了“隐帝”，动不动就“嫌”妻“凉”母玩消失。三天两头出差，不管是应酬还是娱乐，或者跟三五朋友喝酒聚餐，反正隔三差五总有下班后不回家的理由，时间精力从来不曾放在老婆身上。

㈥ 中国古代婚姻类型包括

古代婚姻形式:抢夺婚、买卖婚、交换婚、服役婚、聘娶婚、选婚与罚婚、赠婚与赐婚、收继与续嫁、招赘婚、养息婚、指腹婚、小女婿婚、荒婚、招夫婚、典妻婚、雇妻婚、虚合婚、转房婚、表亲婚、频度婚、共妻婚、阿注婚、实验婚、自愿婚、私奔。
中国古代学者无从知道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但某些记载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淮南子.本经训》：男女群居杂处无二别。《列子.汤问》：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游，乃是男女两性间的自由结合，媒，乃是婚姻的中介人角色，聘，则是两性结合所经过的社会程序。根据类似的表述，学者们推测说：原始群婚之早期阶段，兄弟姐妹、上下辈之间的婚配是毫无限制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或者说想象。《吕氏春秋》云：昔太古无尝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管子.君巨篇》也云：古者未有夫妻匹配之道。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婚姻是男女双方家族的事情,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和家庭是家族伦常关系的载体,所以在其中充满的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而这造就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女子要从一而终的要求培养了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传统,家长制的控制使两性关系归于单纯,扼制了婚姻道德的沦丧。

㈦ 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及历史类型如下：
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及历史类型一、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婚姻家庭制度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所构成的制度，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婚姻家庭制度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三种历史形态。群婚制群婚即团体婚，是指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群婚制又分为血缘群婚制和亚血缘群婚制两种。1、血缘群婚制血缘群婚，就是按照辈份划分婚姻集团，同一辈分的男女之间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也互为夫妻。
血缘群婚排斥了不同辈分之间的通婚，这一进步是自然选择规律发作用的结果。2、亚血缘群婚制亚血缘群婚，又称普那路亚家庭，或伙婚制，是群婚制的高级阶段。亚血缘群婚，仍然是同辈分男女间的集团婚，但排斥了兄弟姐妹间的通婚。亚血缘群婚制，是指若干数目的姐妹和若干数目的兄弟共同结婚。
拓展资料： 典型的形式是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子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特点：配偶的范围比群婚制缩小，关系相对稳定；但与一夫一妻制相比，男女结合的很脆弱，容易解除。因此，它既有群婚的特点，又有一夫一妻的雏形。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