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求鲁迅的婚姻故事详细一点！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弹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编辑/廖小红）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 ‘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四、鲁迅与萧红
鲁迅晚年重病卧床时，既不能看报，也不能看书，只能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他放在枕畔不断看着的。这是一张木刻画，画上有一个穿大长裙子的女人，飞舞着翩翩的长发，迎风萧萧而奔跑，在她的脚边，盛开着一丛红玫瑰。
萧红问许广平：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广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聪明人，心里也许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说出来。
近年来，有许多重读鲁迅的人，对此作出了“斯芬达克斯猜想”，认为鲁迅病中眷恋的这幅木刻画，与萧红有关：那画中人，长裙，长发，不像是短发干练的许广平，倒是萧红，有两把海婴喜欢抓着玩的长辫子；那女子迎风奔跑有“萧萧”状，脚边花色则为“红”；而玫瑰，自然寓意“爱情”。换言之，鲁迅喜欢萧红！
持这样说法的人，其中有余 杰，他断定在鲁迅与萧红的内心深处，有亲密的爱意与心灵的碰撞，凭他敏感的阅读“直觉”；演过话剧《鲁迅》的演员濮存昕也说，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凭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情感经验。
这个“喜欢”的信息，大致是来自于萧红在1939年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这是一篇能深入鲁迅心灵的忆文，其中有几个细节颇耐人寻味：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他对萧红的衣着每每看在眼里，还对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评论：“红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颜色浑浊了，不大漂亮！”
一次，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为着取笑，许广平把一根桃红色发带系于萧红头发上，两人欲引来鲁迅的赞美，不想，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妆她……’许先生有点窘了。”
1934年，萧红与萧军来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成为鲁迅的邻居。待二萧爱断情伤之后，萧红陷入无限的伤感与无助，因此天天来鲁迅家，一耽搁就是一整天。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校对一本着作，萧红走进他的卧室，鲁迅从圆椅上转过来，向着萧红，微微站起，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诧异了：“不是上午刚来过？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来呀……”
在青年作家中，鲁迅的确是极喜爱萧红的，他曾称赞过萧红的文学才华：“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有鲁迅为她作的序，“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个人气质来说，萧红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强，细腻而孤独，与鲁迅“阴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贴近。两个孤独善感而有才华的灵魂产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让我叫你‘悄女士’，难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婶婶’，‘悄妹妹’……”鲁迅写信称呼萧红时，心态有难得的俏皮与调侃，年轻与天真。
——鲁迅诚然是喜欢萧红的。
但“喜欢”云者，只能说是人类的一种怜惜情感：喜爱、欢喜，欣赏、欣悦……若涉及男女情爱层面的“喜欢”，则需慎言了。感情是绝对个人的隐秘体验，没有证据之凿凿，外人的任何臆断都未免显得是捕风捉影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巧妙风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因此，还是回到鲁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画吧。
冯羽先生在鲁迅的日记里查到线索，得知该画是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波斯诗人哈菲支(现译为哈菲兹)诗集首页做的装帧。哈菲兹是十四世纪波斯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气质与另一位鲁迅喜欢的诗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在他的时代，如一只夜莺，哈菲兹咏叹青春与爱情，歌唱自由与民主。而苏俄版画家皮科夫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配的这幅插图，正应和了哈菲兹的诗歌精神：一位拿着诗集的行吟诗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长发飘飘的女人健美而意气风发，浑身散发青春的芳泽；她脚下的玫瑰，丛生而怒放，绽放出生命与爱情的热度。
这幅木刻画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青春与爱情。人物刻画那么富有张力，生命气息那么饱满美好。
凝视此画，忽地豁然而领悟：鲁迅在重病弥留之际，之所以久久瞩目这幅木刻画，毋宁说，是一个自量生命将朽的人，对青春与爱情的深深留恋呀！如同病榻上的琼西①对最后一片常青藤叶的眷恋。
鲁迅曾经是那样一个血液翻腾的铿锵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其生命之张扬，胸腔之激愤，奡奡如剑客。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终有一天他也会病来如山倒，成为一个生命线节节溃败、气息奄奄的病人。人在此时，定会回想自己往日岁月里的种种，那些欣慰终生的，抱憾终生的，耿耿于怀终生的(看鲁迅的那句遗言——一个都不宽恕！)……
而青春与爱情，作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两件东西，又似流水与光阴逝去便挽留不住的。凝视画片那一刻，鲁迅必定在用灵魂作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啊啊——青春！啊啊——爱情！”
至于画中那个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联想到她是萧红——因为萧红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毕竟，画中女子只是青春与爱情的一个虚拟载体，实不必牵强地把她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
然后，如有灵犀一点通，一日，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几句诗跳入我眼来，刹那间破译了“鲁迅喜欢萧红”的密码：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希望你能用得到。
㈡ 名人对爱情的看法和观点
十位名人的爱情观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十位名人的爱情观。
没有爱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存。---高尔基
爱是理解的别名，--泰戈尔
爱情是美丽的。当你坚强的时候，她会更加美丽。--罗兰
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薛甚至羞涩的态度，而 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马克思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所爱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谈什么爱与不爱，当然，帮助 不等于爱情，但爱情不能不包括帮助。--鲁迅
爱情，你的话是我的粮食，你的气息是我的醇酒。--歌德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
答案很长，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准备要听了吗？--林徽因
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恋爱吧，不要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杨绛
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才是爱情？
苏格拉底说，你穿越这片麦田，去摘一株最大最金黄的麦穗回来。但是有一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
结果柏拉图空手而归，他对苏格拉底说：当我走在田间的时候，曾看到过几株特别大特别灿烂的麦穗，可是我总以为前面也许会有更大更好的，于是就没有摘；但是我此后看到的那些麦穗，总觉得还不如先前看到的好，所以我两手空空……
㈢ 在鲁迅文章《伤逝》中，你是怎样看待子君的爱情观的
对于子君来说，她认为爱情即是归宿，是实在的，始终沉浸于回味涓生求爱的场景中，她的精神需求止步了
子君所谓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振奋的宣言并不是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深入理解，只是对封建礼教下传统婚姻理解的另一个“先进”版本。恋爱时，凭着对涓生执着的爱，子君显得独立而勇敢，但在封建礼教家庭成长起来的她，传统的封建思想在她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她把与涓生的爱与家庭当做了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她早已什么书都不看，她的全部生活是洗衣、做饭、养鸡、饲狗”，为了鸡狗问题与小房东太太闹纠纷，传统的家庭式妇女由此代替了那个“只是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勇敢子君”，涓生买来的花也已经四天不浇水枯死了，她却喂养了小狗，起名阿随，于子君来说，花更适合衣食无忧的恋爱中人，而对于她这个每日面对生活琐事的家庭妇女来说，过于浪漫奢侈，而小狗“阿随”的名字很有寓意，意味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通过小狗的名字也可以表现出她对男性主体社会的反抗无望和归依心理，她成为了“只知道拽着一个的衣角”失去了勇气的女人。
对子君来说，以她的性格她的悲哀在黑暗的封建礼教下，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无可避免。也许用毕淑敏的三间精神小屋，“第一间盛放对人的爱与恨，第二间盛放事业，第三间用于安放自己”来改变，通过传统女性依附心理的彻变，独立新女性才能真正冲破世俗的敌视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