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智库发展如何健康发展

‘壹’ 进地方智库的发展应该如何推进

据报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需要多领域创新促进地方智库发展，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发现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新变量，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释机制，为决策者提供新方案、新视角、新思路，智库建设应统筹协调，加强对数据库建设的整体部署，使各智库共享数据资源，建立大数据的信息管理系统集成。

‘贰’ 关于国家智库发展有哪些政策支持

当前，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既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须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

需求支持政策
随着现代决策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增强，迫切需要在制度上正式将智库的“谋”作为决策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形成政策咨询的“需求市场”。为顺应这一趋势，亟需实现决策过程中“谋”与“断”的分离。也就是说，决策过程中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论证工作（即“谋”）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智库来完成，政府的作用在于政策方案的选取（即“断”）以及决策的执行。
目前，公共政策咨询制度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实现科学化决策的重要举措，主要做法是由政府购买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借鉴国际经验，应规范政府的决策程序，将智库的决策咨询作为决策的必要环节，政府专注于政策方案的选取以及决策的执行；理顺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政府作为决策咨询服务的委托方，智库作为受托方，两者依据《政府采购法》建立基于合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健全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使之正规化、常规化、多元化和动态化，并对各类智库一视同仁。

财政支持政策
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比如，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是本国智库三分之一业务的雇主。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智库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供养”方式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智库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二是滋生走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跑部钱进”现象在智库领域也有所体现。对此，应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以“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竞争性方式取代简单的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等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的方式，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设立民间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民间智库给予一定的资助，促进其成长为我国智库领域的重要力量。

税收支持政策
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相比，智库的逐利倾向较弱而公益倾向较强，因此许多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缴纳的税额中扣除。比如：加拿大规定小企业凭咨询专家的证明，可以到税务局退现款；日本政府从税制上对本国企业在国外承接咨询业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所涉及的主要是数量较少的民间智库。根据注册类型，我国的民间智库可以分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和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免征企业所得税，其从事的公益性业务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然而，对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的发展，应对其承担的财政性经费课题免征企业所得税，实现与其他类型智库一视同仁；对其承担的其他公益性研究课题，给予与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相同的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公益性研究项目的捐赠给予适当的税费减免。

信息支持政策
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智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给予信息上的扶持。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相关情报，再通过国内有关部门传递给各个智库。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
与此相比，我国政府对智库的信息支持仍然比较薄弱。目前，各级政府共享的主要是面向操作业务和管理的信息，而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则相对缺乏。此外，我国在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的建设方面仍然比较滞后，智库发展所需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充分建立。对此，应不断完善相应的信息支持政策：一是进一步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更多地共享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息化技术，加快建立各种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三是合理配置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经费，破除政府信息的使用壁垒，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充分地使用各种信息；四是探索建立各种智库协会或者智库联盟，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

法律支持政策
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扶持智库发展的重要举措。比如：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都必须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作为参考；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法》《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与此相比，我国对智库的法律支持仍然非常薄弱，甚至存在阻碍智库发展的法律和法规。比如，按照目前的政策，民间智库既难以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原因在于难以找到挂靠单位），也难以注册成企业（原因在于无法享受税收、财政、社会捐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难以生存）。对此，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支持政策：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相关法律，把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法定环节，并贯穿于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规范各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促使企业将咨询作为提升其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三是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法，进一步放宽民间智库注册成社会组织的条件，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公司法人型民间智库在提供公益性决策咨询服务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叁’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首先，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所以，应该多发展一些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官方的智库也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其次，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领袖，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有的甚至耻于对策研究。意见领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我们最近在华府发现几家主流智库一致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立场，但他们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采取更为积极、合作的立场。
再次，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里奇甚至认为影响力与媒体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讨论会几乎都是闭门会议，不邀请媒体参加。但也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官员们不但很愿意参加，现场讨论也都十分坦诚。
另外，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多，可能是因为高校的激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其实是基于责任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
最后，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关于智库建设的六点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现在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当然，财政也可以增加预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括提供资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项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再次，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人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标准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对于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低准入门槛。
另外，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困难，严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除此之外，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最后，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比如增加媒体曝光度或主动要求领导批示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自己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

‘肆’ 国外顶级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国外顶级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
2016年12月8日，察哈尔圆桌（第46期）暨《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圆桌主题为“外国智库国际化经验及启示”。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要研究中国智库的发展之道，离不开国外智库的国际化案例分析。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的发表，迎来了业界关注。该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柯银斌、研究员吕晓莉主编，内容起底了全球十大智库的发展之道，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搬来一座“他山之石”。
作为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建成一个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曾指出，察哈尔学会的国际化需要借鉴研究国外智库的国际化经验，于是身为学会研究团队成员的本书的两位作者便专门针对国外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十大智库进行了全面研究，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察哈尔学会从该书中摘取精彩章节以飨读者，今天呈现给大家的是其中有关阿斯彭学会的发展特点及其对中国智库的启示的片段。

编者注：阿斯彭学会（The Aspen Institute）原名“阿斯彭人文学会”（Aspe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Studies），创始人是芝加哥的美籍德裔商人沃尔特·佩普克（Walter Paepcke），其前身是佩普克于1949年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镇举办的一个纪念德国大文豪歌德200周年诞辰的活动。翌年，佩普克创办了阿斯彭人文学会。
阿斯彭学会并不局限于传播和研究德国文化，同时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人类的爱和创造力所进行的一些争论，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按照学会创始人的说法，学会“对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希望各界领导人广泛地提供一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索和互相讨论的场所，以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为目的”。如今，阿斯彭学会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着名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
关于美国智库，我们关注最多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并将其作为美国智库的代表性机构。实际上，美国智库也是多元性的，例如本案例所介绍的阿斯彭学会，其发展就颇有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国社会智库而言，阿斯彭学会的学习借鉴意义也许大于布鲁金斯学会。

核心人物：企业家占主导地位
1950年成立的阿斯彭学会至今已有近65年的历史，其三位核心人物均是企业家或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创始人、第一任理事长沃尔特·佩普克是工业企业家，创办了美国集装箱运输协会；1969年任理事长的约瑟夫·斯莱托曾在司汤达特石油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在福特集团任国际部长；现任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曾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编者注：Cable News Network，简写为CNN）主席。
企业家作为智库的核心人物至少有两项独有的作用：一是利用本人在企业界的地位和人脉资源为智库发展筹集资金，二是把企业战略与管理的思维和方法运用到智库运作过程中。前者为智库成长提供“血液”，后者为智库发展提供组织管理理念和方法。这两个方面都是智库发展所必需的成功关键因素。
中国目前的社会智库中，由企业家或大型企业高管者创办的智库极少。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已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如新华都集团陈发树、福耀集团曹德旺）成立了基金会，专门开展慈善救助工作。但目前还未出现民营企业家专门成立基金会捐助社会智库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时间短，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力，未引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关注；二是少数民营企业家关注并了解社会智库，但认为资助社会智库就是参与政治活动。
中国社会智库的未来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的支持。社会智库自身应更加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向企业界展示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引起民营企业家的关注和理解。政府一方面要向企业界介绍与说明社会智库的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捐助社会智库。
机构性质：从思想学术研究机构到全球着名综合性智库
阿斯彭学会成立之初，名称为阿斯彭研究所，研究领域为人文主义，包括几个基本议题，如人类自由和平等，真善美以及建筑、音乐、法律、宗教中的人文因素等。1969年，约瑟夫·斯莱托上任后，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单一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学术研究转向为多样化的政策研究，把阿斯彭学会转变为多样化的政策研究和交流机构。今天，阿斯彭学会从思想学术研究机构成功转型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颇具特色的综合性智库。
近两年来，中国出现了智库热潮，同时也产生了对智库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依笔者看来，我们可以从智力服务业这个大概念出发，一层一层地分析，揭示出智库的本质特征。
智力服务机构是指以提供思想、智力等知识产品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依其盈利性质可分为：（1）盈利性智力服务，如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2）非盈利性智力服务，即不以盈利为目的、盈余不能进行分配的智力服务机构。
非盈利智力服务可分为“内脑”和“外脑”，“内脑”是指某个组织内部设立的、专门为该组织服务的研究机构，一般不向其他组织提供智力服务；“外脑”是法律上独立的研究机构，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
外脑又可分为学术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前者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学理知识积累与创新为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学术界传播；后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提供可选择的公共政策方案为主要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而且还要向学术界、社会各界传播。
所以，智库就是非盈利性质的、具有“外脑”功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要与学术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1）学术研究成果是智库可选用的“食财”；（2）部分人员既是学术研究者，又是智库专家。它还要与“内脑”保持交流与沟通，智库提供的政策方案往往要经过“内脑”的筛选才能进入决策者视野，“内脑”往往会委托自己信得过的智库从事特定政策方案研究。
由此观之，党政军人大政协及其各部门的研究室只是“内脑”，大多数高校研究院所（中心）是学术研究机构，其中少数研究院所具有智库功能，只有为数不多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需要“内脑”的支持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
内容发展：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向社会和国家层面拓展
阿斯彭学会成立初衷是开展“公共外交”（部分原因在于创始人的德裔身份），即向美国和美国人民介绍德国的哲学和文明在欧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占据了这样的位置，同时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人类的爱和创造力所产生的一些争论，从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
1969年之后，学会的研究领域仍然以人文主义为根基，逐渐延伸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和平等理念领域，以及人口和粮食、能源和环境、经济、文化与宗教等实践政策议题上。
进入新世纪，阿斯彭学会的人文研究更加蓬勃，不仅深入到社区及家庭繁荣、人类健康与发展、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还在国家层面不断突破，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缓解国家冲突等。
由此可见，阿斯彭学会的内容发展遵循以下的逻辑：以人文主义研究为根基；在人文研究基础上，同时向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拓展，进而成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价值观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涉及社会和国家公共政策的智库。这是阿斯彭学会不同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的最大特色。
中国智库发展历史不长，在内容方面，官方智库主要依官方计划进行，社会智库往往跟踪时事热点课题。这种状况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未来是必须要加以改变的。
以某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发展智库的思想内容产品，是智库发展的最高层次。尽管阿斯彭学会仅是一个特例，但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应以此为努力的方向。寻找和形成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创新方法论，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传播策略：精英人际网络与各类奖项为特色
出版物（尤其是专业期刊和研究报告）和主题活动（尤其是国际性的品牌活动）是智库传播的通用策略，这些策略和手段有助于形成和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尤其是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阿斯彭学会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阿斯彭学会的传播策略中，还有两项特色，值得关注和研究：（1）精英人际网络，包括学会理事和终事理事，如苏丹前驻美国大使班达尔·本·苏丹王子、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独立能源公司总经理詹姆斯·卡拉维、艾美电视广播奖获得者基思·贝里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兼CEO威廉·唐纳森、国际法庭庭长小和田恒等；全球精英网络，来自世界46个国家的16000余名成员都加入了这个网络，如博思艾伦咨询公司高级顾问保罗·安德森、花旗公司总裁布拉多克、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副总裁贝丝·布鲁克、华特迪士尼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高盛投资公司资深顾问布鲁克斯、富士施乐株式会社首席顾问小林洋太郎等。（2）各类奖项，阿斯彭学会从初期设立阿斯彭人文奖，到1970年设立人道主义政治家奖、1984年设立公共服务奖，分别对应着学会的人文研究以及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政策研究。阿斯彭学会还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和计划，包括非洲领导计划、Pahara-Aspen教育奖学金、英国奖学金计划、中美洲领导力计划、中国奖学金计划、亨利皇冠奖学金计划、印度领导倡议、自由奖学金计划、中东领导倡议、尼日尔爾利亚领导力计划—高级伙伴计划等。
中国为数不多的智库正在尝试建立精英网络，这类网络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名誉性大于实质性；二是以中国退休高级官员为主，很少包括商界精英；三是以国内精英为主，很少建立全球精英网络。
中国智库目前很少设立各类奖项，或者有设立但影响力不大。
依笔者之见，这两项传播策略是中国智库应该高度重视的，有条件和能力的智库应尝试建立全球性精英网络，汇集全球精英的智慧，为智库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还可与影响力大的媒体合作，设立针对性强、范围较窄的奖项，通过奖励社会精英人士来引导舆论议程和走向。
国际化路径：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为主
1974年，也就是阿斯彭学会成立23年后，阿斯彭学会在德国柏林设立了第一家分支机构。至今，阿斯彭学会在美国之外建立了8家分支机构：法国（1983年）、意大利（1984年）、日本（1998年）、印度（2004年）、罗马尼亚（2006年）、西班牙（2010年）和捷克（2012年）。这在全球智库中是领先的。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化是智库发展的战略必选项，尤其是从事国际和全球问题研究的智库。借鉴企业国际化的经验，智库国际化通常遵循以下路径：向外国传播智库思想产品——与外国智库共同主办主题活动——与外国智库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最后才是在外国设立智库分支机构。
阿斯彭学会在成立23年之后才设立第一家外国分支机构，而且是在创始人的第一祖国设立。虽然案例资料并未表明，这期间，阿斯彭学会已经在德国开展交流与合作，但是，估计这类合作是存在的。
中国智库应把国际化列入战略日程，尤其是从事国际和全球问题研究的智库。中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是后来者，后来者居上的基本逻辑是学习、合作和创新。从学习开始，学习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发挥后来者的优势；通过与外国智库合作，共同设置议程，开展交流与研究，共同对外发布研究成果；在学习与合作基础上，中国智库必须在战略、组织和管理方面有所创新，才有可能后来者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