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如何支持开放型经济

Ⅰ 国家财政如何支持经济结构性改革（结合供给侧改革来说说）

推动财政供给侧改革

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把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推进国企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在新常态下，既然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原因，就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将从4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门将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一些适宜地方政府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减少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共同管理的事项；同时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016年不仅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把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还将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部分地区还将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此外，还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增强花钱的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并继续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努力调整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存量。

二是推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比如，从财政角度支持深化银行业、资本市场、保险业发展与监管，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支持健全利率调控体系，改善利率传导机制。此外，财政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研究解决“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完善金融企业财务监管制度，督促金融企业抓好呆账核销、批量转让、贷款减免等政策落实。

三是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比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点支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再如，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结构性改革中，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楼继伟说。这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职责，确保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在养老保险方面，将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进一步健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前提下，实行全国统筹，基本养老金调整与缴费贡献挂钩。在医疗保险方面，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推进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实行结构性改革，要求宏观政策要稳，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

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同时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如继续推进“营改增”试点、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完善涉企收费监管机制等，坚决遏制乱收费。

要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比如，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资金，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对上年末财政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地区或部门，适当压缩下年财政预算安排规模；编制每一个项目或安排转移支付时都要先消化存量，再考虑安排增量。实现盘活存量实时化，对于执行进度较慢的部门项目预算，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或者闲置沉淀的转移支付，各级财政可以及时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建立库款余额与转移支付挂钩机制。

此外，还将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楼继伟说，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同时，中央基建投资集中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坚决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此外，创新财政支出方式，一方面市场化运营各类投资引导基金，牵引带动社会投资，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另一方面推进PPP融资支持基金尽早运作，加大PPP规范推广和项目落地力度。

Ⅱ 开放性财政政策

2008年我国仍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讲的中性财政政策），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说就是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在2007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负责人表示，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具体来说：

1.2008年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着力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2.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中央基本建设投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社会事业领域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创新政府投资管理和资金运行方式，提高投资使用效益。

答案补充
3.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关税等相关政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鼓励资源性、节能降耗、关键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实施鼓励节能环保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促进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4.财税政策将在稳定物价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运用财税杠杆，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相关财政工作，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要密切关注价格上涨对民生的影响，及时落实各项财政补贴政策，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5.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成效明显。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继续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研究提出并实施了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的方案，较大幅度调减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适用税率。完善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关税和加工贸易等政策。安排资金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答案补充
6.我国还稳步推进了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替代能源政策。启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创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顺利开展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试点。初步建立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财政宏观调控促进了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7.财政部将不断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税收、预算、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多种工具，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Ⅲ 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的政策，并有宽松到现在的稳健量化，比如在交通，水利，医改等方面。这些政策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使基础状况（包括生活）得到改善，其政策是有效的。

开始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实行，我国实施的是宽容的货币政策，而由于当前我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国家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银行储备金率，加大控制贷款力度，提高存款利率等。

使目前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取得了一些效果。国家应注意对市场的监管力度，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对外汇率等方面。

Ⅳ 高一政治必修一,我国应如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

1、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 。

2、加强经济立法 。

3、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支持企业走出去 。

4、加强中外的合作。

二、一般而言，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人们会减少对它的购买；当这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会增加对它的购买；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对高档耐用品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大。

三、影响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最根本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

开放型经济相关介绍：

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的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

Ⅳ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财政政策在稳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松动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及社区医疗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中西部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加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保以及就业的支出。要加大税收政策调控力度，在东北成功实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应该尽快向全国推广；要通过财政贴息和税收减免加大对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支持力度；对创新型企业和一些小企业采取税收减免政策；为了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和保持财政税收稳定增长，建议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提高税率水平，这样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基础上适度扩大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适度稳定增长。今年信贷规模预计增长１４．５％，明年信贷增长应保持在１６％以上，并应取消按季控制信贷规模，根据经济增长变化需要适时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必要时可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两高一资＂行业则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第三，针对内需增长面临的压力，明年要重点保持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要采取适当措施稳定住房和汽车消费，避免这两大消费热点出现过度下滑。努力扩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引导社会投资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尤其是旅游消费成本，如降低旅游景点门票费，降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水平。第四，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均是由于改革滞后所导致的，实践证明，用宏观调控的办法解决需要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治标不治本，而且效率较低。因此，要利用明年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我国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及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只有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尤其是明年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下调，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接轨。

Ⅵ 我国政府是怎样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

（一）收入方面：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我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这表现在：从1994年至今，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如果同GDP增速相比，财政收入增长弹性系数年均为1.97，最低年份是2003年，该系数为1.49，最高年份是2001年，该系数为2.69，今年1-9月份，该系数超过了2.7。党的十六大之后的2003-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连续突破2万亿元、2.5万亿元、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年均增长20.1%。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6%，预计全年有望达到5万亿元左右。实际上，13年来每年都有新的增收因素，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作用。
这些年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同税制结构设计和经济快速增长有关。1994开始的税制改革，税制结构设计是在提高两个比重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当时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10%多一点，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22%左右。按收入法计算的GDP包括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生产税和折旧四部分，要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税制结构设计必然要求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快于其他三个部分增长，从而扩大财政收入在整个蛋糕中的份额。因此，即使1994年后宏观环境静态条件不变，税制结构也会导致财政收入增长。
更何况，199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994-2006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9.7%；工业化速度加快，1995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2000年达到26，2005年达到50，“十五”时期工业化明显提速；城市化发展迅速，1994年我国城市化率为28.6%，2006年达到43.9%，年均增长约1.2个百分点，远高于国际上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的速度；经济结构不断优化，1994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9.6%、46.6%、33.8%，到2006年变为11.8%、48.7%、39.5%，第一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持续改善，1999-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8.7%，为历史上较好时期；外贸依存度明显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94年的236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万亿美元，世界排位则从第11位前进至第3位，外贸依存度从40.6%上升至69%；收入征管水平日益提升，据测算我国税收征收率已由1994年的54%上升到2006年的67%左右，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更加接近。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当然，尽管十几年来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算高。从国际上看，据统计，2006年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一般超过50%；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在40%以上；阿根廷、哈萨克斯坦、智利、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比重相对较低，一般在30%以下。如果就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作纯技术比较，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8.7%，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再将较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资金考虑在内，调整为与国际上大致相同的口径，我国政府财政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大体处于中等水平，也并不算高。
同时，从财政性收入结构看，存在着税轻费重的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目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以可获得的最新年度2004年数据比较，我国不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比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低6.9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4.21个百分点；以可获得的最新年度2005年数据比较，我国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比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低12.72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7.13个百分点。与之相反，我国非税收入规模偏大。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非税收入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0%以下，州或省级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20%左右，市级约占20-50%。因此，尽管2006年宏观税负只占GDP的18.7%，并不算高，但是各种收费加起来，企业实际承担的财政性负担却已不低了。
另一方面，这十几年来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显示，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约稳定在61-65%左右。如果去除居民收入中增长较快的财产性收入及其他收入，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则呈下降趋势，从1997年的55%左右下降到2004年的44%左右。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这两个收入比重的决策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劳动报酬过低，一方面会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因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无一例外要靠消费主导，消费占GDP的比重往往需要达到60%甚至80%以上。我国2006年GDP中消费只占到51.1%，资本形成高达42.7%，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依靠投资主导，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形成，与我国劳动报酬比重过低有很大关系。
综上所述，从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来看，党的十七大后，收入分配向居民收入倾斜、初次分配向劳动报酬倾斜将是主旋律。因此，今后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要在保持两个比重适度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自身收入结构的调整。一是提高税收组织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强化税收，清理收费，在不增加企业财政性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清理非税收入给税收增长留下空间。二是可以考虑进行一些结构性税制调整，如适当降低企业生产流转环节的税收，目前正在推进的增殖税转型正是如此；适当增加资源环境使用、财产持有环节的税收，包括调整资源税、研究开征环境税和物业税等。
（二）支出方面：实行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管子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这句话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会用财比生财、聚财更重要。
近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措施，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财政支出还犹如一座没有经过精细化开采的金矿，能够挖掘的潜力巨大。可以说，节约出来的资金是没有征收成本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增量开源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存量节流将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举个简单的例子，5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节约5%就是2500亿元，这相当于1989年（2665亿元）一年的财政收入，而节约5%，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是要通过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来保障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财政收入多了，支持就是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不增加投入就是不支持，这是不正确的。恐怕比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哪些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去做，哪些事情必须要由政府完成；而由政府来做，又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建立什么机制。如果这些不能清晰界定，即使投入再多资金，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比如支持医疗改革，如果思路不清，连补供方还是补需方都确定不了，增加投入也是无的放矢。因此，对于每一项财政支出，都要认真思考体制和机制是否有效，否则一旦政策失误，资金投入越多，带来的损失也越大。
二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我国自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以来，其中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了一般竞争性领域，现在只占2%。但在公共领域，政府投入同样需要优化结构，有限的财政收入与无限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永远是不够的，必须把有限的财政资金首先用到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当前，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有较大潜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增加民生性投入应该是一个方向。要压缩人、车、会，网络和接待费用，以及出国经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持续改善民生的资金保障，向“三农”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困难基层、困难群众倾斜，特别要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住房、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
三是要加大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财政资金总量的日益增加，对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必须切实做到收支并重、分配与管理并重，切实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管理”、“重投入、轻效益”的现象。实际上，管理的过程也是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如果管理不到位，政策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使政策发生扭曲。要靠法律来加强管理，所有事情都要纳入法律框架下办理，严格法制约束。要靠科学来加强管理，所有支出都要有科学的程序和流程，让每一笔资金在管理系统里留下轨迹，尤其是通过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要靠民主来加强管理，努力提高财政透明度，落实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对财政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需要指出的是，支出管理的革命要远远难于收入管理，它涉及到整个行政体制内部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其影响力也是深远的，当财政支出做到了科学、精细、并且透明，将会大大强化对权力的制约，从而扎实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香港学者王绍光在总结美国建立公共财政时说：“改造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易操作。”

Ⅶ 关于财政如何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探讨

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中央对省市县、省对市县财政体制，保护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现行政府体制架构下财政体制设计和调整是否合理是财政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对保证中央政府财力的汲取、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提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举世瞩目的作用。但毋庸讳言，随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差异等，加上分税制财政体制固有的不足或矛盾，这一体制的实施和运行，加剧了全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不利于缓解全国区域分配不公，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和深化，致使全国性的县乡财政困难有扩大的趋势，凸现出“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困扰。 建议：一应取消分税制财政体制中的老体制上交，实现真正的财政体制并轨运行；二应在现行税制框架内，调减增值税中各级政府的分成比例；三应确立中央、省、县各级政府（财政）中的主体税种；四应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发债权，将地方税收征收机关隶属于各级财政管理，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尤其是税收征收管理成本。 强县虚乡，推广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研究和实证分析表明，初期实行的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市管县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化发展的一种范式。人为地拼凑经济区域、行政式扩大城市规模的后果是相互掣肘，阻碍了我国广大县域特色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和有区域、民族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建议：一应在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逐步推广“某省特色”的省直管县模式；二应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在实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因地制宜地对乡镇财政实行分类管理，有条件的可开展某省省的“乡财县管”体制试点。 按照社会公平发展原则，中央财政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广大农村、小城镇（县域）工业化道路选择和实现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将伴随我国整个新型工业化进程，“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出路在工业化，而绝不是在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是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根治的办法只能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适应广大县域实际的工业化道路。 面对加入WTO、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结合一些省市区的实际，建议：一是按照事权与财权对等原则，中央财政应承担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农村公共卫生、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等职责，以确保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农村区域人民分享全国经济发展成果；二是整合中央和省市支农资源，建立专项支农预算和国土与环境保护基金 ，重点支持农田牧区建设、农村水土保持、环境维护与治污等，以确保我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三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中央和省级财政应进一步规范一般性（均等化）转移支付方式和制度，确保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实施，以建立起新型的县乡行政体制。 改革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和调整其结构，实现县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进一步加大中央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上升，而省以下、尤其是县乡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县乡财政的困难与目前县乡政府自有财力太弱有直接关系；县乡自有财力弱小虽然与其经济发展不够有直接关系，但不能不说与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端和中央转移支付规模过小有其现实的关联。可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尤其是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其规模是现实选择。 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加快构建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借鉴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均等化转移支付指标设计与方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指标体系与方式。二是提高均等化转移支付比重，降低非均等化转移支付比重，尤其是要逐步减少专项类转移支付，以便调动地方政府尤其是调动县乡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三是为解决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衡问题和促进中西部发展，应尽快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在中央加大对省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省市级政府要按照“缺口上移、财力下移”的原则，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要重点支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降低财政供养系数，做强做实县级财政，以提高县级财政保障能力。 尽快修订《预算法》，增加有关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制定有关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 ，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核算标准、分配程序、分配公式等做出具体的、权威的统一规定，确保公共财政下的转移支付有法可依。

Ⅷ 如何用财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重点放在供给侧，“破”、“立”、“稳”、“补”、“改”相结合，以新供给带动新需求，推动新的供需平衡，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
“破”：支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湖南日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一个主动减量的过程，但这可能是个艰难的过程。财政部门如何发挥引导作用，做好“减法”？
郑建新：去产能方面，主要是清理规范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对长期亏损、债台高筑、无药可救的“僵尸企业”要下决心停止补贴和保护。同时，要加快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今年，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人员安置问题，省财政将加强跟踪衔接，积极争取支持。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也将研究制定烟花爆竹企业整合集中的奖补政策，促进产能优化。
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从长远看，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引导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需求；中短期，则可通过实施相应的税收、贷款、公积金等组合优惠政策，并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去杠杆方面，主要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近年来，省财政摸清了全省政府性债务存量，初步建立了债务限额管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存量债务化解激励约束机制，在省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试编了债务预算。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强限额管理、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细化风险预警等级，将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债务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水利、能源、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并编制三年滚动计划。2016年，经积极争取，中央初步下达我省置换债券发行上限约3263亿元，全省每年预计可节省利息约290亿元；2017年全部置换完成以后，全省每年预计可以节省利息370亿元。
“立”：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
湖南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财政部门如何发力？
郑建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个“立”的过程，重点是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进而培育新动力。
引入新模式，就是支持传统产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工具，运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营销模式，拉近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距离，实现无缝对接。
发展新产业，就是支持实施“制造强省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先进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成长，加快培育3D打印、智能机器人、高性能数字芯片等新增长点。
培育新动力，就是支持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做好以上工作，一是要用好用活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财政对企业的支持，必须由过去的直接补贴和无偿补助为主，转为更多运用股权投资、基金投入、贷款贴息、后补助等市场化支持方式。二是要设立并运营好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去年10月，省政府已决定设立“湖南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暂定50亿元，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生物医药、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架构上采取母子基金模式，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作为总的母基金，下设5支产业基金；这5支基金再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创投企业，作为子基金，直接投资于产业企业。
“稳”：稳定投资、扩大消费
湖南日报：投资、消费是我省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如何继续发挥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郑建新：在稳定投资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增信功能，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政府债券、专项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等财政金融工具，多渠道筹措资金，着力保障好交通、能源、水利、“两房两棚”、“两供两治”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目前，筹建基础设施类投资基金的工作已取得进展，铁路建设基金的融资方案和操作办法已获省政府认可，主要是通过与国开行等银行合作，以股权投资形式引入社会资本，低成本适度运用杠杆，带动长期低息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这一模式，省财政正在研究构建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融资机制。推广PPP模式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先后分两批向社会集中发布了82个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达1351亿元，特别是在4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垃圾收运体系建设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环保治理新路。下一步，要抓好示范项目的落地和推进，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支持市县全面推进PPP模式，并建立奖补机制。
在扩大消费方面，主要是积极培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大力支持网上购物、在线交易、农村电商等新的消费模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补”：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湖南日报：如何“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郑建新：补短板首先是补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反复强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开放型经济、金融服务业是当前阻碍我省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财政部门必须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寻找补短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县域经济方面，将继续实施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工程，以县域为平台，以产业为中心，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突出支持县域优势产业发展。在非公经济方面，重点要发挥好就业补助资金、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微企业融资补助资金等相关资金的支持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开放型经济方面，要大力支持重要平台、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实现出口与进口、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同时要开拓新兴市场，支持企业走出去。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要抓紧研究财政扶持政策，突出重点，着力支持产业投资基金、私募金融、创新金融、普惠金融、民营金融发展，打造金融产业链，培育地方金融领军企业，推动本土金融企业上市，培育发展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推进资产证券化。
其次，要补扶贫这块社会发展“短板”。要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机制，探索以省为主创新建立医疗保障、低保兜底“两项机制”，以县为主搭建产业发展、就业培训、异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扶贫“五大平台”。近期要重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省里已成立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省级投融资主体，统筹全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要求县市区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利用现有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设立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与省里对接，落实各项任务。县级财政还要通过整合专项资金、增加预算安排等渠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支付项目费用，偿还贷款本息。
“改”：通过改革降成本
湖南日报：中央要求，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我省如何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郑建新：帮助企业降成本，主要是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保缴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财政部门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减税清费。今年，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改革范围。进一步清理取消、整合规范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减少项目数量，继续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完善公示制度，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对已取消或免征的收费项目开展“回头看”，防止乱收费现象反弹。另一方面，实行财政收入预算弹性控制，并适当调低收入增长预期，防止收“过头税”和乱收费，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出更多的可用资金。
积极支持、深度参与其他领域的重大改革，如简政放权、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