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不好怎么治

A. 为什么2021年经济不行

2021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全球的经济环境受到影响，所以很多的产业行业会导致缩水。相较于国外，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当全球制造业都无法开工之时，中国经济相对繁荣。但是相较于自己的过去，只能说还算是勉强稳住了。
1. 全球资源错配，上游原材料涨价，首当其冲的就是制造业，而且全球海运大面积瘫痪，出口也相当乏力，上游原材料和能源涨价，是对宏观经济的第一道损伤；
2. 基建乏力，楼市进入了寒冬，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彻底不在，甚至拖累了经济。房地产行业发展到现在，早就和国内经济息息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居民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但是大多数人的财富都是房地产涨价带动的，要知道，房地产天然具备杠杆属性，而且是倾尽全部身家再叠加杠杆，那赚钱速度得有多快。房价暴涨，成为中国大多数家庭资产增值的头号功臣，尽管都是纸面富贵，但对于那些人心理来说却是巨大的冲击，就跟炒股一样，尽管我股票还没卖，如果已经爆赚了10倍，资产千万，我都是个千万富翁/富婆了，不得再买个二套房来投资？不得旅游购物买点奢侈品？一来二去，经济的景气度就提升了。过去二十年靠房地产带动经济有多么爽，未来十年就有多么刺痛，前两天，一篇名为《如何防范房地产市场硬着陆风险》的论文广为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果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降15%，那么就会拉低1.5%的GDP”。
拓展资料：
1. 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达到7万亿美元，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对于出口商、企业家和跨国公司来讲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国将会密集出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体系，打造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最终表现为更多地吸引外资，在去年1630亿美元的基础上，今年或将超过1700或者1800亿美元。
2. ”魏建国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外贸出口在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贸易“三驾马车”并行的情况下仍将会有两位数的增长。“十四五”期间，新的全球化将由中国提出来。
3. 魏建国认为，疫情过后一至两年会有逆全球化的回头浪，但人们在痛定思痛后会意识到，全球化仍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最好方式。“如果说旧的全球化有缺陷的话，那就是没有与时俱进，新的全球化将会是平衡、包容、发展、合作和创新的全球化，涵盖5G、机器人、大数据、智慧城市、云计算等内容，中国会更多地在这些方面和各国建成命运共同体。”

B.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怎么办呢

现在做生意的人多了，竞争对手变得更多了。而国人普遍具备复制的能力。一项热门的成熟的生意，通常很快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更多的生意人投入进来。

做生意比拼的是什么？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答案，人脉，视野，格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对生意本身来说，目前最直接的一项比拼就是资金链。比如滴滴打车，和快滴刚开始发酵的时代。比拼的其实就是谁的钱砸的多，谁的资金链更充足。

3、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加剧，新生儿减少，需求变少了。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大一部分消费是围绕孩子们的，比如玩具，图书，餐饮，教育，医疗，给孩子买车买房等等 一旦年轻人结婚生子，其中一部分人，就会选择自己少花钱，把钱尽量花在孩子身上，并开始明显储蓄，为孩子存一笔钱，这会导致近期消费减少，从而一些生意就不那么好做了。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被砍了，一些可花可不花的钱没有花出去。

4、经营成本的上升，房租水电的上涨迅速，还有人工成本上升快，导致利润越来越薄，传统的一些商业活动往往难以维持下去。

5、淘宝京东等电商的冲击，肯定对实体店有影响。很明显，网上的东西比较便宜，而且质量还不错，这样很多年轻人选择了网购，实体店的生意自然就变少了。

亲爱读者，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欢迎大家留言，一起分享你的看法。

C.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前全球社会经济形势反常严峻，很多人认为是新冠肺炎，其实这不是根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全球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变革——由智能化全自动制造革命，不但工业智动化制造成为正在来临的新时代的主要经济生存方式，同时，物联网化的智能网络交易模式，也将替代当前网络中间商模式（阿里、京东、拼多多等都是旧模式）。
以智动化制造革命与智网直互交易革命为根本的社会经济革命，合称智动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必然产生五个结果：一是实体产业无人化，即制造企业无人化（如工厂无人化），商贸业无人化，服务（包括公务系统）无人化。二是生存静态化，必然导致消耗降低与肥胖增加、体质退化；第三是生存轻松休闲化，大众从体力、操作、服务的耗时耗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具有更多的休闲。第四是最关键的——产业与就业大洗牌，未来经济产业是科技研发、智能软件设计、产品设计（功能与艺术兼顾的高级设计）、智网直互交易服务（网络定制推销、网单处理、快运等），这是传统产业升级洗牌而成，由此产生新兴产业即运动保健服务、资心怡悦艺术服务（包括新型旅游业），新式生活服务（包括移动居住方式服务与特殊群体生活服务），合称新经济七大产业。第五是最严重的问题——超低就业化与全民失业化，因为第四项的六大产业中，前四大产业只能解决大约4%的就业人员，后三大产业会聚集20%的就业人口，总就业率大约在24%左右（甚至可能更低），绝大部分人员处于失业状态。
一方面，智动化革命不但决定未来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国家竞争力，同时智动化革命又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传统产业与传统商业受到新兴产业的广泛冲击，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大动荡，以及物价体系的通胀变化，从而造成全球经济的大动荡。新冠病毒的出现，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严峻性。我们的祖国，由于权力交易机制吞噬了市场经济机制的全民竞争创新机制与全面发展机制，导致我们的智动化革命中没有关键的智能化技术体系，智动化革命严重依赖德、美、日、法、英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体系，产业升级非常艰难（利用国际机制取得一定成就的华为等就是因此受到美国打压的，美国阴谋利用这次智动化革命摧毁中华）。同时，我们的网络交易率先兴起，已经严重冲击了人员商贸与店铺商贸，造成传统商业迅速坍塌。因此，我们的社会经济处于两难的境地，压力比发达国家更加严峻（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国民平等的基本生存福利制度而没有太大的冲击）。但是我们有一个西方没有的优势：国家发展层面迅速决策的机制与集中全国力量集中攻克关键领域技术。比如新冠肺炎防治，我们就显示出西方国家不具有的优势。但是，社会经济是一个系统，不能集中在有限几个领域，而是需要全面创新发展。
因此，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应对世界经济巨变形式：第一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解决关键领域，在关键领域实现领先世界；第二，我们必须进行治世机制改革调整，建立全民竞争创新机制与全面发展机制力。这个改革的关键就是废除公务系统终身制度与超高退休金制度，同时废除不平等的医保、养老保险、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制度，实行公务系统期限性聘任制度与国民平等的基本生存社保制度。这项改革是个关键措施，不但解放与激发了全民创新力，而且可以废除小农经济模式基础的农业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彻底解放了农业经济活力，可以实行国有农业企业为主，民营农业企业为补充的新型农业，也就可以彻底解决催长农业问题。第三，我们利用我们的优势，率先构建新型的产业体系（以上述七大产业为主构架），率先成为新经济产业的发端中心。这是构建未来经济体系的基础措施。

D.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将如何应对并有所作为

第一、稳政策。
中国经济总是陷于大起大落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会造就一个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只会让市场低效，并且滋生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核心就是要减少政府频繁的短期宏观调控，代之以加强长效的市场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股市和楼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调控，总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对稳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再看楼市，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以来，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不可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房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
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开征房产物业税种、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构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实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引导有效供给与需求，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有一些好的措施，与我们的建议有重叠之处，但我们对其将政策目标瞄准高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义的行政手段感到担忧。它可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价被人为遏制，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激励，也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给。当前的房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带来如下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产生激励扭曲，使得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相背离。比如，提供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条款，本意是遏制投机购房，恰恰无法挡住外地有钱人(不需贷款)异地购房，却将那些要靠信贷支持才能在城市里购房的非户籍人口挡在了门外。这也背离了城市化规律。
二是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沉迷于政策预期和博弈。由于信息很难对称，很多政策的监督成本巨大，将会引起五花八门的社会乱相和道德失范，如虚开证明、借名买房、假按揭、行贿受贿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离婚的把戏。
三是破坏政策相对稳定，使得政策随着房价上下起伏。一旦打压房价的新政影响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性政策?临时性的政策撤销之后，消费者暂时被压制的刚性需求再又报复性反弹，政府又要如何应对房价上涨的卷土重来?因为从长远看，中国房价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阻滞市场改革，使得计划手段扰乱市场自发秩序。比如，将稳定房价的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实际也赋予了其超越法律权限干预市场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并增加政府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应该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场的住房价格。
第二、调分配。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蛋糕”的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2007年的59.1%，国家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超过19%，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居民收入，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冲突和不均等而产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已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如不加重视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短期内还是应该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措施。建议政府下大决心从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国有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如充实到社保中去，让作为国有资产名义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次，应该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两头。
首先，我们认为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当然，我们更应该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们认为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比重不仅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它并不会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业一样，由于当前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而显着地引致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反地，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可以减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引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发展智力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变。
第四、优中间。
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
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着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着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

E. 今年经济形式好像非常差！我们做生意的该怎么办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保守的可以观望，激进的会大展身手，危机就是洗牌，谁跟不上或者走错路就危险了。

F. 为何感觉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差

艰难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虽然艰难，但这道坎非迈不可，不将4万亿刺激形成的泡沫挤掉、不淘汰严重产能过剩的三高产业，中国经济未来形势会更悲观。

G. 经济形势不好，到底该如何理财

以往大家都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消费。在三驾马车同时乏力的大趋势下，想通过理财实现财富的保值升值，实数困难。

(2)适当购置黄金

十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尚在酝酿之中，风险还是在以不可预见的速度积聚，资产泡沫仍然得不到根治。

一旦发生大的黑天鹅事件，很容易给已经经受沉重创伤的经济带来更多不可估量的严重影响。”盛世买房，乱世屯金”是普通人较为合理的选择。

在理财之前我们需要清晰得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切勿在亏损之后追悔莫及。说实话，作为一个资金薄弱、专业知识又有所欠缺的普通人想通过理财获得收益真的是太过于困难了。还是稳扎稳打地工作赚钱比较实在。

H. 结合当下经济形势，如何治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治理（论述）

(一) 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此当经济运行中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往往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抑制过旺的总需求。
1.紧缩性货币政策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减少货币发行来降低流通中的货币量来抑制通货膨胀。
运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二是提高利率。
2.紧缩性财政政策
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削减政府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来抑制通货膨胀。
运用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增加税收，使企业和个人的利润和收入减少，从而使其投资和消费支出减少；
二是削减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消除财政赤字、平衡预算，从而消除通货膨胀的隐患；
三是减少政府转移支付，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从而起到抑制个人收入增加的作用。
(二)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收入政策指通过限制提高工资和获取垄断利润，控制一般物价的上涨幅度。
这种抑制性的收入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工资、价格管制。即由政府颁布法令，强行规定工资、物价的上涨幅度，甚至暂时冻结工资和物价。工资、价格管制通常采用道义劝告和指导、冻结工资等手段进行。
(2)利润管制。利润管制是指政府强行限制大企业或垄断性行业的利润，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三）收入指数化政策（减轻通胀的分配效应）
收入指数化政策又称指数联动政策，指对货币性契约订立物价指数条款，让工资、利息、证券收益以及其他收益部分地或全部地与物价指数相联系，使各种收入随物价指数的升降而升降。

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措施（论述）
一、货币政策手段
2006～2007 年央行频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通胀。
1.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先后提高准备金率15 次，仅2007年就达到10 次，存款准备金率从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 年上半年又先后5 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 月份上调至17.5%。
2.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 年4月28 日到2007 年12 月8 日8 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仅2007 年一年就先后9 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 年初的2.52%上调至4.14%，累计上调1.62 个百分点；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1.35 个百分点。
3.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自2003 年4 月启动发行央行票据以来，发行量就逐年扩大。2005～2007 年每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数额分别为2.79 万亿元、3.65 万亿元、4.07 万亿元。
4.运用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央行还运用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求，稳定物价上涨。央行频繁的加息行为反映了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5.结果遗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代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 年5 月至2008 年8 月，广义货币量M2增速仍然高位运行。我国延续多年的“高通胀，高增长”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
6.调整不到位的原因：主要还是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没有看清。此次通货膨胀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推动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成本推动的作用，也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新特点。使用单一的“数量型”政策工具难以解决各目标，同时证明了主要用于调控短期需求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汇率政策手段
1.国际热钱流入的原因：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导致国际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这些热钱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可利用资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机的可能性，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制度。
2.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美元贬值，我国庞大的以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大幅缩水。因此，我国应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机制。
3.“小幅快跑”可以尝试。有关学者提出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度必须在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节奏，人民币升值既要改变一开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尝试的新措施。我国需要继续深化汇率管理体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4.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这也是汇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汇率机制，在此次危机来临时显现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变汇率一味的单一升值趋势，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汇率在合理的区间上下波动，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例如，当国际经济环境不佳时，我们可以采取适当贬值的手段。
5. “超主权货币”。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他希望IMF 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三、财政政策手段
1.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 年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央采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货币发行量仍高于经济需求的货币量，但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却更加有效。财政政策不仅可以调节需求，对供给方面也能产生影响，而且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
2.此次通货膨胀中农产品涨价是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政府提高价格管制能力，尤其要从根本上稳定农产品价格。四个方面：
（1）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生产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供应稳定；
（3）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用科技手段不断改造传统农业，使之规模化、机械化，真正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4）改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和优惠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3.政府应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4.政府需要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企业和居民各项财政补贴。
针对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使贸易不平衡问题得以缓解。
对于流进我国的热钱，可以采取征收托宾税的办法，防止资本市场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
针对成本和结构型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税率，同时对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企业，如粮油面、石油、电力等给予财政补贴，以减轻这些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5.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有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