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復活經濟

『壹』 大數據真能復活計劃經濟嗎

問題是，題主，我們現在有什麼必要去「復活」計劃經濟呢？歷史的車輪大步向前，計劃經濟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了，是應該被放入博物館的老古董了。

『貳』 小攤販佔道經營這種「小事」，為何中央專門發文

小攤販佔道經營這並非小事，尤其是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之下，小攤販佔道經營對於推動經濟恢復、滿足群眾生活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地攤攤販經濟的復活是國家關乎民生的一項重要舉措，攤販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才能讓城市更加有活力，但是不能或缺政府相關部門的管理，只有城市管理的脈搏跳動的更穩，更加有“人情味”的管理，城市才會充滿溫暖。

各位朋友，你對攤販經濟的復活有何看法？歡迎留言。

（文章圖片來自網路）

『叄』 數字貨幣能不能復活計劃經濟

從法定貨幣到數字貨幣

1918年，蘇俄開始實施特殊的經濟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貿易，實行產品實物供應及主要消費品配給制；取消貨幣和核算制，實行總管理局制，國家直接給每個企業制定產、供、銷計劃；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

這就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後，誕生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運作形式，即「計劃經濟」。

1920年，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發表署名文章，用詳細的理論推導，做出了當時來看非常驚人的推斷：由於蘇俄的「計劃經濟」缺乏經濟計算的有效工具，其經濟活動必定會走向失控和混亂，進而導致普遍的窮困、飢餓，直到崩潰。

米塞斯的觀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諸多知名經濟學家，都認為蘇俄模式有持續存在的意義，並且同樣會帶來經濟的繁榮。

從法定貨幣到數字貨幣，類似於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到了1989年，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里寫道：「蘇聯的『計劃經濟』比美國的市場經濟更加優越；蘇聯將會在1997年全面超越美國的市場經濟。」

要知道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至今風靡全球，成為數百萬學子的經濟學啟蒙書籍。但僅僅就在薩繆爾森認為蘇聯經濟模式優於美國市場經濟兩年後，蘇聯解體，計劃經濟也不復存在。後來薩繆爾森刪除了書中關於對蘇俄經濟的看法，然後繼續穩坐經濟學暢銷書作者。

然而，從1920年米塞斯預言「計劃經濟」終將崩潰，到1991年蘇聯解體，整整過了70年。用如此漫長的時間來驗證一個推導，確實充滿了極大的挑戰和風險。這就是為什麼「計劃經濟」時至今日依然受到一些人追捧的原因，因為大部分人生活在當下，沒有人准確的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就算是一些頂級的數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依然會高估技術所帶來的作用，比如牛頓就在炒股領域賠得很慘，凱恩斯和費雪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虧得一塌糊塗。前兩年，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就基於對大數據的痴迷，認為未來由於大數據的存在，「計劃經濟」將是可以實現的。

其實早在1920年，也就是米塞斯預言「計劃經濟」最終會崩潰的時候，波蘭著名經濟學家蘭格就用非常詳盡和龐大的數據，逐一反駁了米塞斯的預言，蘭格用各種數據和理論，自稱解決了米塞斯提出的「經濟計算」難題，而蘭格的理論依據獲得了當時大部分人的認同，整個市場和學術界，基本都認為蘭格贏得了跟米塞斯的論戰。

到底什麼是「經濟計算」，難道大數據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嗎？

當然不能，因為你確實可以通過我的消費數據和歷史習慣等等，甚至是我所有的財務數據等，預測我接下來的需求，還可以通過我的行動軌跡等數據，預測我的喜好和可能的傾向，但你無法計算出我會以什麼代價、什麼方式來滿足這一需求，也無法計算這些需求會給我未來的行動和更長遠的需求帶來何種影響。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計算出我階段性的需求，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計算出我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會採取的行動方式，以及會付出的可能成本，但你無法在所有時間段內計算出我所有的需求，以及在所有時間內計算出我為了所有需求要採取的所有行動和願意承擔的所有成本。

從長遠看，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在未來某一天突然蹦出什麼需求，突然因為什麼事情而貪婪或恐懼，更不知道為了滿足這種貪婪和恐懼會採取什麼行動。所以，試圖用技術的進步來實現「計劃經濟」，過去不行，未來也不可行。

那麼「經濟計算」這個難題，到底要靠什麼來解決呢？

答案是「貨幣」 和「價格」。

前一陣開始，中國市場豬肉價格上漲，這個價格上漲，就是「經濟計算」的結果，說明豬肉供不應求，這一信號會釋放給所有有意願養豬的人，刺激這些人去養豬，然後增加供給。但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計劃經濟」模式下，豬肉少了，那每個人就少分點，至於豬肉需求到底是多少，大家願意為這種需求付出什麼成本，沒有人知道，因為沒有價格，從而也就無法知道下一年應該供給多少，只能猜（也可以叫計劃）。

在實際的經濟運行當中，市場遠比豬肉價格上漲這種問題要復雜得多，在無比復雜的市場，就是通過貨幣和價格這樣一個簡單的「經濟」計算方式，來有條不紊的維持市場運轉的。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如果貨幣本身不是市場化的，而是一種「計劃經濟」模式，那麼市場所呈現出來的價格機制是否會失效？「經濟計算」是否會崩潰？答案是一定的。

『肆』 分析大數據是否能復活計劃經濟

大數據促進經濟。計劃是企業或者國家由於某種原因規劃。復活計劃經濟是不可能了，計劃經濟滅殺了企業活力

『伍』 數字貨幣能不能復活計劃經濟

數字貨幣簡稱為DIGICCY，是英文「Digital Currency」（數字貨幣）的縮寫，是電子貨幣形式的替代貨幣。數字金幣和密碼貨幣都屬於數字貨幣（DIGICCY）[1]。

數字貨幣是一種不受管制的、數字化的貨幣，通常由開發者發行和管理，被特定虛擬社區的成員所接受和使用。歐洲銀行業管理局將虛擬貨幣定義為：價值的數字化表示，不由央行或當局發行，也不與法幣掛鉤，但由於被公眾所接受，所以可作為支付手段，也可以電子形式轉移、存儲或交易[2]。

中文名
數字貨幣
外文名
Digital Currency
代表幣種
比特幣
簡稱
DIGICCY
快速
導航
類型

交易模式

特點

影響

應用
定義
數字貨幣可以認為是一種基於節點網路和數字加密演算法的虛擬貨幣。數字貨幣的核心特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①由於來自於某些開放的演算法，數字貨幣沒有發行主體，因此沒有任何人或機構能夠控制它的發行；②由於演算法解的數量確定，所以數字貨幣的總量固定，這從根本上消除了虛擬貨幣濫發導致通貨膨脹的可能；③由於交易過程需要網路中的各個節點的認可，因此數字貨幣的交易過程足夠安全[3] 。
比特幣的出現對已有的貨幣體系提出了一個巨大挑戰。雖然它屬於廣義的虛擬貨幣，但卻與網路企業發行的虛擬貨幣有著本質區別，因此稱它為數字貨幣。從發行主體、適用范圍、發行數量、儲存形式、流通方式、信用保障、交易成本、交易安全等方面將數字貨幣與電子貨幣和虛擬貨幣進行了對比[3] 。
電子貨幣
虛擬貨幣
數字貨幣
發行主體
金融機構
網路運營商
無
使用范圍
一般不限
網路企業內部
不限
展開全部
類型
按照數字貨幣與實體經濟及真實貨幣之間的關系，可以將其分為三類：
一是完全封閉的、與實體經濟毫無關系且只能在特定虛擬社區內使用，如魔獸世界黃金；
二是可以用真實貨幣購買但不能兌換回真實貨幣，可用於購買虛擬商品和服務，如 Facebook 信貸；
三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率與真實貨幣進行兌換、贖回，既可以購買虛擬的商品服務，也可以購買真實的商品服務，如比特幣[2] 。
交易模式
現階段數字貨幣更像一種投資產品，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擔保機構維護其價格的穩定，其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還未顯現，無法充當支付手段。數字貨幣作為投資產品，其發展離不開交易平台、運營公司和投資者[4] 。
交易平台起到交易代理的作用，部分則充當做市商，這些交易平台的盈利來源於投資者交易或提現時的手續費用和持有數字貨幣帶來的溢價收入。交易量較大的平台有 Bitstamp、Gathub、Ripple Singapore、SnapSwap 以及昔日比特幣交易最大平台日本 Mt.Gox 和中國新秀瑞狐等[4] 。
數字貨幣通過平台進行交易的流程如下:
(1) 投資者首先要注冊賬戶，同時獲得數字貨幣賬戶和美元或者其他外匯賬戶。
(2) 用戶可以用現金賬戶中的錢買賣數字貨幣，就像買賣股票和期貨一樣。

『陸』 談一談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與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

站在21世紀初期：回頭認識「三大改造」運動

● 孟令偉

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這期間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國營和集體經濟成份已上升到92.9%，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此在中國確立了。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改革前。從農村改革開始，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城鄉改革的全面開展和不斷深化，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又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這就是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被多元化的經濟格局取代了。到1997年，國有工業產值從80年代初期的75%以上下降到25%左右，包括集體工業在內的公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53%；在商業領域，公有經濟比重大約只佔30%；在農業領域，農戶經濟占絕大比重；此外，建築、飲食、服務等行業主要是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目前，從全國看，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構成主要的經濟基礎（據有關資料，非公有制佔大頭的民營經濟已佔到經濟總量的80%）。即使把別的排除在外，單是有著七八億中國人口的農戶家庭經濟事實上就構成了這種基礎。

這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半個世紀內，中國人在所有制問題上就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化，第一次是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僅僅3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的「天翻地覆」般的變化；第二次是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就造成的「地覆天翻」般的變化。第一次的變化是變私有為公有，第二次的變化是變清一色的公有為多元化所有。這兩次巨大的變化帶給中國人的絕不止是心理上的沖擊和經濟上的得失，它還有或理應還有痛苦的反思。(www.yypl.net)

站在21世紀初期的歷史高度看待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運動，我們應該說些什麼呢？

一種曾被視為絕對純粹和完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後不到30年的時間就成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而難以堅持下去，不得不讓當年已經消滅了的經濟成份重新復活起來，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

所以，問題不在於三大改造運動是快還是慢，是早還是遲，不在於是用15年完成還是用3-5年完成，問題在於通過三大改造運動建立的這種純粹的「公有制」違反了經濟發展的本性，問題在於運用國家權力消滅了當初不該消滅的經濟成份，從而也就消滅了經濟的活力。

同樣，問題也不在於三大改造運動的方式，是和平地改造還是急風暴雨式地改造，是通過群眾運動改造還是利用政策法律手段進行改造，是贖買式改造還是沒收式的改造抑或是兼而有之的改造，問題在於通過改造或遲或早地將非公有經濟完全消滅了，從而也就把經濟的自然成長機能扼殺了。

一種直到現在仍然佔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雖然三大改造運動存在一定問題，但三大改造是歷史的必然，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惟一選擇。

從特定的歷史條件看，三大改造運動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選擇」性，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執政黨的價值取向、一邊倒的立場、帝國主義的威脅、蘇聯模式的影響。但統而觀之，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嚴格地說都不是構成歷史必然性的充分條件，所以在這些條件下發生的「必然」很難說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在這些條件下發生的「惟一選擇」很難說就是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惟一選擇。(www.yypl.net)

不錯，伴隨三大改造運動的完成，中國經濟確有明顯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成就顯著。到195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到783.9億元，比1952年增長128.3%，年均增長18%；農業總產值達604億元，比1952年增長25%，年均增長4.5%；糧食達19505萬噸，比1952年增長19%，年均增長3.7%；棉花產量達164萬噸，比1952年增長26%，年均增長4.7%；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達到102元，比1952年增長34.2%，其中職工平均消費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增長38.5%，農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62元提高到79元，增長27.4%。傳統教科書和一些類似的歷史著作在評價三大改造運動時，一般要引用這些數字來證明三大改造運動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但這樣的證明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第一，這些數字本身無法證明不進行三大改造運動，工業、農業和人民消費水平就肯定達不到同樣的增長幅度。第二，與上組數字出自同一著作的統計數字恰恰表明，從1949年到1952年，無論是工業、農業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長幅度，都超過從1952年到1957年這一時期：1952年，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145.1%，年均增長34.8%，大大超過從1952年到1957年增長128.3%、年均增長18%的幅度；1952年，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53.5%，年均增長15.3%，也大大超過從1952年到1957年增長25%、年均增長4.5%的幅度；1952年，職工平均工資比1949年提高了70%，而1957年職工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增長38.5%；1952年，農民收入比1949年一般增長30%以上，而1957年農民的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增長了27.4%。第三，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集中力量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五年間全國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88億元。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投資，1957年比1952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平均增長18%的成績，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實現的。而這期間農業只增長25%，年均增長只有4.5%，無論和工業增長的速度比，還是和改造前農業增長的速度比，都不能說樂觀。以此作為三大改造運動對生產力促進的證明就更勉為其難了。

令人不愉快的是，即使從當時看，三大改造運動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和對民生產生的不利影響都實實在在的有那麼一些。而且無論你怎麼「推敲」也很難否定這些事實。例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農民大批宰殺牲畜包括耕畜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山西、熱河（當時的一個省）、廣東、四川等地都出現過。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後，出現了產品或多或少、質量下降、服務態度惡劣的問題，如當時黨內一些領導人批評的那樣：「雲南的火腿沒有了」，「北京東來順涮羊肉不好吃了」，「商店8小時後不開門了」。

但是對生產力的最大破壞莫過於對生產者個人積極性的束縛。工商業從公私合營開始，農業從初級合作社開始，勞動者的怠工、磨洋工現象就出現了。只是合營、合作社初期由於生產資料還未完全歸公，以及老習慣的作用，加之重視責任制管理，怠工、磨洋工現象還不太明顯。隨著初級社轉變為高級社，公私合營轉變為國營全民，怠工、磨洋工的問題便越來越嚴重。到改革前，生產隊社員的「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國營企業的「臨時工干、正式工看」的問題，已成為難以解決的痼疾，整個經濟幾乎失去了生產的原動力。(www.yypl.net)

實際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公有制是三位一體的東西。盡快實現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就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而要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就必須建立單一的公有制度，因為很難設想在多元化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於是「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就提了出來，於是覆蓋整個經濟領域的大規模的公有化運動就開展起來。

當戰略、體制、制度的三位一體終於變成現實之後，中國經濟也就完全置於國家權力的控制之下了。經過幾十年運行，到改革前，中國經濟呈現的狀況是：從一方面看，工業化目標基本實現，工農業經濟相比，工業比重已佔到80%；從另一方面看，工業化的目標還遠沒有實現，農業人口仍佔80%，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短缺的現實困擾著每個中國人。從一方面看，提高了一些主要是針對城市的社會福利，如對城鎮職工生老病死全包下來，消滅了失業；但從另一方面看，城鄉壁壘森嚴，8億農民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他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年年在溫飽線或飢鋨線上掙扎，在最困難的時期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從一方面看，科技上搞出一些令人自豪的成果，如兩彈爆炸，衛星上天；從另一方面看，許多領域的技術水平十分落後，傻、大、黑、粗成為一些老工業基地的代名詞。從一方面看，以重工業為主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從另一方面看，粗放的、失衡的工業化不但消耗了大量資源，犧牲了效益和民生利益，而且留下不少後患。

更為嚴重的是，當高度集中而又條塊分割的集權體制和一統天下而又分為三六九等的公有制（如中央國營和地方國營之分，全民和集體之分，大集體和小集體之分，城鎮集體和農村集體之分）完全重合後，影響就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了。它事實上成為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桎梏，在這個桎梏中，人的基本權利如人身權利、流動權利、婚姻選擇權利、自主勞動的權利都沒有了。整個社會變成沒有活力、沒有自由、只有服從的大軍營。這也許是當年力主建立高度集中的體制、推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人們始料不及的，但卻是鐵的事實。(www.yypl.net)

於是，當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特定歷史條件支配下的特定選擇建立的單一公有制在長遠歷史時期形成的更廣大的歷史條件支配下的歷史必然趨勢沖擊下終於難以維持下去時，被消滅了的非公有制經濟成份便像雨後春筍般的復活了，並在不那麼寬松的環境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消滅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又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但這樣消滅了又搞，雖然從理論上可以找出一千條理由自圓其說，但在實踐中給人的感受是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國家和民眾卻因此付出了很大代價。

由此看來，當我們今天站在新世紀的高度反思發生在20世紀中葉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三大改造運動時，決不應當繼續停留在已經重復了千百遍的類如「搞早了」、「太急速了」、「方式簡單粗暴」等概念上，而應當從更深層的意義上進行思考：

個體、私有經濟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也已經存在了幾百年，這些經濟都是從經濟本身的發展中自然產生的，沒有任何人曾經為它們的產生和發展預先提出過設想，規劃過藍圖。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雖然遭受過種種挫折，承受過種種責罵，有著種種缺點甚至產生過種種罪惡，但他們的發展卻是一如既往的。人們曾多次斷言過他們的窮途末路，但他們卻總能逢凶化吉；人們曾多次試圖消滅他們，不少國家藉助政權的力量事實上也消滅了他們，但他們卻總能死而復生，或者說不得不被復活，而一旦復活他們便又勢不可擋地發展起來。這就足以說明，這些經濟的存在有其非常深刻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牢牢植根於經濟本性的理由。人們可以規范它們，約束它們，限制它們的胡作非為，但絕不可以人為地消滅它們，也不可以人為地限制它們的發展。就像人們可以給大江大河修築堤岸，可以修建水壩，但絕不能阻止江河流向大海一樣。不然就違反了經濟的本性，自然的法則，必然要受到懲罰，而且消滅的越徹底，受到的懲罰越厲害。從當今世界看，個體、私有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從總體看沒有衰亡的徵兆，當然發展形式會有所變化，正如已經多次變換過形式一樣。至於將來或在遙遠的將來會怎樣，那要由它們自身的發展來決定。現在只有一點可以預先肯定，這些經濟既由自然而生，即使消亡也只能順自然而亡，再不能以任何理由進行人為的消滅了。

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這是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一個上層建築和經濟關系的原理。

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原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惜的是她長時間被人們忽視了，甚至被埋沒了。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進行的三大改造運動，顯然不是屬於按「同一方向起作用」的第一種，而恰恰是第三種甚至和第二種也沾邊。那時土地改革不久，朝鮮戰爭剛剛結束，經濟經過幾年恢復步入正規。在農村，農民個體經濟正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發財致富」成為當時農村的一句流行口號，許多貧雇農已上升為中農。據20世紀50年代初山西省武鄉縣6個村的典型調查，當時中農戶數已佔總戶數的86%，人口佔88.7%。由於農戶生產積極性的高漲，1952年，農村經濟出現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沒有過的增長局面。其年糧食、棉花、大牲畜、生豬分別比1949年增長36%、1.93倍、27%、55.2%，比歷史最高水平分別增長9.3%、53%、6.9%、14.3%，農村副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55.1%。在城鎮，形成國營企業、私營工商業等多元經濟並存共榮的局面。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戶數增加11%，生產總值增加39%，私營商業戶數增加11.9%，零售總額增加36.6%。多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國民收入的大幅增長，1952年國民收入達到589億元，比1949年增長57.7%。由於經濟的全面蓬勃發展，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資金，財政狀況進入近代史以來少有的好時期。1953年所以能順利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實得益於這三年的資金積累。從1949年-1952年，無論是工業、農業、商業實際上都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前發展速度最快、發展比例最協調、發展質量最好的時期，也是財政收入提高最快、社會風氣最好、人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如果按照這一時期形成的經濟格局和發展勢頭「沿著同一方向」進行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可能要大大提前，市場經濟的框架也早已建立起來。可惜的是，「三大改造運動」改變了這一經濟格局，打斷了本來很好的發展勢頭，藉助國家政權的力量阻滯了經濟沿著市場化方向發展的道路走，而推動它走向計劃經濟的道路，結果暫時看雖然取得一些畸形的成績，但從長遠和總體看卻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與生產力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的進步比較，所有制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如果這個手段運用得好，那麼它就會促進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如果這個手段運用得不好，那麼它就會阻礙生產力和社會的進步。生產力有高低之分，社會有文明與落後之分，但私有制和公有制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公有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時期都優於私有制，反之亦然。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優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提出要用公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由於看到了私有制的局限性。但他們並沒有看到公有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更沒有看到隨著時代的發展公有制和私有制還可以相互轉化和滲透，實際上現代股份制就是這種轉化和滲透的結果。現股份制吸收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的優點，又摒棄了它們的缺點。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推動，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形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人類進入21世紀，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馬恩所處的19世紀中後期的認識水平上去看待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個概念，那肯定要貽笑於歷史。這種貽笑於歷史的例子已有很多，今後應該不要再發生了。(www.yypl.net)

重要參考書目：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胡繩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凱歌行進的時期》林蘊暉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而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經過將近30年的時間證明是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的科學合理的體制